娱乐至死阴影下的美国大选辩论：政治不能止步于情绪

当地时间9月10日晚，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与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Kamala Harris）进行了首场电视辩论。为了应对特朗普，据说贺锦丽在辩论前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甚至还搭建了模拟辩论舞台，让人模仿特朗普的语气和装扮。

从事后反响来看，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在辩论过程中被激怒，未能展现优势，贺锦丽则显得沉着冷静，肢体语言丰富，多次在特朗普讲话时展现震惊或强烈不同意的表情。不过，大选辩论对选情的影响有限，不同人的在意点不同，不能仅因一场大选辩论便轻易断定谁赢谁输。

关于大选辩论，有人说这是民主的基石，能让选民有机会了解候选人及其愿景。这是颇具理想色彩的说法，忽略大选辩论已笼罩在娱乐至死的阴影下。诚然，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政治运行于民众关注的目光之下。辩论未必总是理性的、高质量的，多数普通人在自利理性影响下缺乏内在激励或现实条件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未必具备分辨候选人辩论内容的能力。如果辩论沦为情绪、偏见之争或意识形态撕裂，如果多数选民的分辨能力被既有立场、主观情绪和知识短板所局限，本有积极意义的大选辩论有沦为情绪宣泄的风险。

遗憾的是，特朗普与贺锦丽的辩论表现令人失望。论道理，特朗普已经担任四年美国总统，理应对政治的复杂、审慎有起码的体认。贺锦丽有加州检察长和联邦参议员的履历，现在又担任美国副总统超过三年半时间，同样应该熟悉政治运作和国家治理。但令人失望的是，特朗普延续一贯的信口开河、胡乱指责的风格，讲话语无伦次，时常引用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他指责移民吃小狗小猫。贺锦丽虽相对看起来更像一个传统政客，但她的讲话缺乏实质性内容和缜密的逻辑，仿佛在打意识形态和感情牌，难以看出她具备处理复杂政治经济事务的智慧和能力。

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让民众不再在政治权力面前被动地听天由命，但现实中的选举民主正面临政治工作对选贤与能的要求与民主被民粹裹挟的矛盾。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说过：“现代官员系统正在发展为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系统，由于长期的预备性训练而各有所长，有着高度发达的身份荣誉感，十分重视廉洁正派。若是没有这种身份荣誉感，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笼罩在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的永久威胁之下，甚至国家机器的纯技术性功能也会受到威胁。”

然而，大选辩论的娱乐化让本应保持必要限度贤能水平的政治沦为情绪宣泄。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

波兹曼进一步表示：“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总统“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这样下去，致力于公共福祉的政治恐越来越事与愿违。

当然，政治是非常注重实践的工作，口才无论多么好，终究不等于实践。政治人物说的和做的常常是两回事，哪怕他们的讲话空洞无物，缺乏逻辑，但在选举政治中，因为有专业的幕僚团队辅佐和有力的权力制衡，所以许多时候并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可纵使这样，政治不是儿戏，不能止步于最不坏的选择，而是要在充分民主环境下提升贤能水平。政治人物不能沦为吉祥物，现实中的政治不是太平无事。怎么应对各种潜在的、突发的挑战，怎么公正处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怎么切切实实改善人民的生活，都是颇具难度的工作。

作为美国总统的两位主要候选人，将要肩负治理超级大国的责任，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竟然都看起来不够专业、不够深思熟虑，他们能满足人民期待吗？答案恐怕不容乐观，只不过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整个选举民主的政治体系出现亟待化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