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色列舆论渐变　“新纳粹”一词再不为过？

从去年10月哈马斯闪击到今年4月伊以交火，这轮以巴冲突不仅烈度超乎想像，也严重冲击以色列的国际形象。

去年12月的南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便是一例。以色列被指控进行“长达75年的种族隔离、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56年的占领、对加沙长达16年的封锁”，且涉嫌违反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和国际法中有关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义务规范，国际法院也在1月26日作出临时判决，要求以色列必须“避免种族灭绝发生”。

当然，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表态“不同意种族灭绝指控”、“种族灭绝指控没有依据”，但这些官方声明连说服本国民众都有问题，自然也很难逆转全球舆论格局。例如根据《经济学人》／YouGov的1月民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这个回答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甚至高达49%。

而聚焦以色列形象的民调证据同样鲜明。根据《时代杂志》（Time）1月披露的美国莫宁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调查结果，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世界各地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大幅下降：从9月至12月，以色列的整体净好感度（即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者的百分比减去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者的百分比）在全球范围内平均下降18.5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43个国家中，也有42个国家出现了下降。

其中，中国、南非、巴西和几个拉美国家对以色列的看法都从正面转向负面；许多已对以色列持净负面看法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英国，其数据也都在这次急剧下降，日本对以色列的净好感度从-39.9跌至-62.0，韩国也从-5.5跌到-47.8，英国则从-17.1跌到-29.8。

而美国则是接受调查的43个国家中，唯一仍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的富裕国家，净好感度仅下降2.2个百分点，从9月的18.2降至12月的16。但这份调查也披露，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是毫无舆论代价，尤其是面对阿拉伯国家：在埃及，民众对美国的净好感度从9月的41.1降至12月的-14.9；沙特也出现了类似趋势，数据从9月的12.2降至12月的-10.5。

整体来说，全球舆论对加沙战争的看法高度趋同：不论以色列有什么理由，这场战争明显缺乏正当性，其所导致的死伤更让以色列的形象经营前功尽弃，甚至正在透支二战以来的舆论格局，让以色列从曾经的“大屠杀受害者”彻底堕落为“冷血新纳粹”。

“新纳粹”的形象起源

首先观察以色列的“新纳粹”形象起源。基本上这一形象不是源于这次冲突，而是早在上世纪以色列建国后，就已被部分以色列、阿拉伯、西方知识分子提出。

例如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又译汉娜·阿伦特）就曾提到，以色列建国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却制造了大量阿拉伯难民，且犹太历史学家倾向将犹太人描绘成“历史的受害者”、而非“历史的创造者”，等于是让犹太人拥有了“永恒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责难。鄂兰更在1948年直接将以色列自由党（Herut，利库德集团前身之一）与纳粹进行比较，称前者的组织、政治哲学、社会基础，都与纳粹及法西斯政党高度相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现象之一”。

以色列哲学家耶沙亚胡·莱博维茨（Yeshayahu Leibowitz）也在1968年（六日战争隔年）提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持续军事占领，必然导致以色列国防军（IDF）的道德沦丧，并痛批“以色列正将士兵变成‘犹太纳粹分子’（Judeo-Nazis）”。这一颠覆性控诉也在2018年被杭士基（Noam Chomsky，又译作乔姆斯基）引用，称从当前局势来看，军事占领产生“犹太纳粹分子”的预测完全正确。

文学作品更是反复出现这个隐喻。例如巴勒斯坦小说家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重返海法》（Return to Haifa），以及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苏珊·阿布哈瓦（Susan Abulhawa）的《杰宁的早晨》（Mornings in Jenin），都设定了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侵占巴勒斯坦人居所的情节；黎巴嫩小说家埃利亚斯·库里（Elias Khoury）则将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灾难”（Nakba，又译作灾难日）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连结，并表示“大屠杀和大灾难虽不完全镜像，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能够摆脱排外主义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幻觉，就能够成为人类苦难的镜像。”

当然，上述观点与呈现都引发不少争议，因为不论是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相提并论，或是将“大灾难”与“大屠杀”相连结，都有被延伸为“为纳粹开脱”、“否认大屠杀”（Holocaust Denial）的可能，导致论者蒙受“反犹主义”的危险指控。

例如德国政治学家、柏林国际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BICSA）主任克莱门斯·赫尼（Clemens Heni）就认为，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纯属“颠倒是非”，是“极其激进的反犹宣传”；拜登（Joe Biden）任命的监测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也表示，将纳粹德国与以色列进行比较，是对大屠杀的“软性否认”（soft-core Holocaust denial），是“不否认却颠倒事实，把受害者说成加害者”，而这种“错误的比较”淡化了大屠杀的本质，“比直接否认更狡猾”。

当然，上述说法的深层脉络，也有部分出自西方行之有年的“大屠杀独特性”（Holocaust Uniqueness）论述，也就是认为犹太大屠杀“不能被与其他屠杀相比较”，因为这场屠杀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学者为此提出了各种解释，例如称“因为受害人数高达600万，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但也有学者直接诉诸“现代与落后”的解释框架。例如德国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对犹太大屠杀与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比较，就引来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评，后者认为“柬埔寨是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农业国家，而德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两次种族灭绝之间没有可比性”。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也在1986年表示，犹太大屠杀是特殊单一事件，因为这场屠杀是由先进西方国家所犯，与红色高棉、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斯大林）时期苏联、阿明（Idi Amin）时期乌干达的类似大规模屠杀都不相同，毕竟这些社会的本质都是“落后的”。

不过前述框架之所以被许多德国学者采用，可能也出自当年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原罪感，认为德国明明是“西方先进国家”，却还犯下如此野蛮罪行，更该深切自我反省。只是这些论述也在现实上巩固了大屠杀的“不容比较”，间接推高了以色列作为受苦民族的“神圣性”，并被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引用强调，最终也正如鄂兰所说，让犹太人拥有了“永恒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责难。

“新纳粹”批评为何茁壮

整体来说，正因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图腾过于鲜明，所以套用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身上，增加了不少论述的冲击性、历史讽刺感。只是这些套用确实不能排除反犹主义的潜流，尽管其占比可能不高、甚至极低，却毕竟在西方社会历史悠久，且是导致纳粹成功动员大屠杀的原因之一。因此长年以来，将以色列与纳粹相提并论、或在以巴冲突上套用大屠杀叙事，都是某种危险的政治不正确，容易被反犹、否认大屠杀等叙事攻讦。

但从近20年的局势发展来看，两个现实正在改变二战之后的舆论格局，让“以色列是新纳粹”的论述越发不受反犹主义的阴影掣肘。

首先是以色列的状态。显而易见，如今的以色列已非当年脆弱无祖国的犹太社区，却还持续以受害者自居，这种作法不仅很难引发共鸣，还会强化以色列“把大屠杀当道德免死金牌”的形象，甚至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例如立场左翼的前以色列议长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就曾嘲讽，“以色列人已经武装到牙齿超过60年，拥有军队和特种部队，拥有犹太人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却还每天害怕”；以色列议员奥弗·卡西夫（Ofer Cassif）也曾在受访时表示，“将以色列与1930年代的德国相比是公平的”、“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再来是以巴冲突的反复流血，其结果必然是让以色列的“大屠杀受害者”身分持续失血。例如德国物理学家、大屠杀幸存者哈乔·迈耶（Hajo Meyer）就在2003年（第二次大起义的第三年）写下《犹太教的终结》（Het einde van het Jodendom），指责以色列滥用大屠杀来躲避压迫巴勒斯坦的罪行；无独有偶，2018年3月加沙边境示威事件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也在同年7月痛批，“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作希特勒）精神在以色列继续存在”。

而2023年10月这轮以巴冲突的炸裂，无疑加剧了前述舆论格局的倾斜，让“以色列是新纳粹”的叙事更有市场。

例如沙特国王大学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哈立德·达希尔（Khaled Al-Dakhil）就在冲突不久后公开批评以色列“以纳粹风格推行其政策”，称以色列“正在发动战争、屠杀和没收土地，以建造定居点并迫使原住民流离失所。谁反对，谁就会被指控为反犹主义，但正是他们从德国带来了纳粹主义。”

2023年12月，获得汉娜·鄂兰政治思想奖（The 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美国知名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撰文讲述加沙战争，文中谴责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暴行，同时也批评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堪比纳粹清洗东欧贫民窟”。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引来德国以色列协会的抗议，玛莎·格森的获奖资格一度受到影响，不过因颁奖单位力保，最后还是以推迟典礼、缩小规模的方式，让玛莎·格森成功领奖。

2024年2月、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作出临时判决不久后，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公开发声，称以色列正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不是一场士兵对士兵的战争。这是一场准备充分的军队与妇女儿童之间的战争”，卢拉更表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除了希特拉决定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当然，以色列也为此暴跳如雷，并将卢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称除非卢拉道歉否则将被拒绝入境，但卢拉无动于衷，巴西外交部则直接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显然，在以色列兵强马壮、持续大开杀戒的现在，“大屠杀受害者”身份越来越难遮掩加沙的遍地鲜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纳粹”的论述越来越有市场，且论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确代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低。

当然从更严谨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不是新纳粹”或许是学术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加沙战争正在进行的当下，这个叙事毫无疑问是舆论问题。而民众要形成这种认知，其实也无须研究与爬梳学者的长期辩论，而是在事件进行的时空中，观看媒体报道、KOL、社群讨论、政治人物的相互博弈，直接就能叠加情绪感受形成认知。

有趣的是，这次美国媒体一如既往，都对冲突采取了亲以色列的报道立场，例如聚焦10月7日闪击造成的以色列伤亡、用极度煽情的语言讲述哈马斯的杀戮、片面强调美国在冲突后出现了反犹事件、严重回避巴勒斯坦儿童与记者在战争中的死伤，却还是无法让舆论的风向一面倒同情以色列，更无法阻止“以色列是新纳粹”的批评叙事壮大。

原因之一，是美国当下阅听市场的年龄分层：传统印刷媒体、有线电视主要覆盖中老年阅听人，年轻人则更多是通过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了解这场冲突。换句话说，后者不易被美国传统媒体的亲以立场所网罗，反而很容易在“新旧媒体之争”、“真相vs假象”、“事实vs宣传”的视野下，更加排斥亲以的战争叙事，认为传统媒体与犹太金融资本沆瀣一气，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

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出在以色列自己。冲突发展至今，以军已在加沙造成数万平民死伤，即便以色列曾有“哈马斯先动手”的舆论防护罩，在如此不成比例、形同屠杀的报复下，也早就被枪林弹雨震成碎片。但以色列犹嫌不足，不仅挥舞染血双手继续杀戮，还让外交官全球出击，频上节目、投书媒体为军队暴行辩护，满嘴“以色列不以平民为打击对象”的睁眼说瞎话，同时又把所有批评声音打成“反犹主义”，称外界指责“都只是为了诋毁以色列”。如此大言不惭、强词夺理，只能更加暴露西装笔挺下的泯灭人性，同时激化同情巴勒斯坦方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

而种种事态发展，也其实正如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副主编诺亚·兰道（Noa Landau）的2021年文章所述，“以色列正在伤害与反犹主义的斗争”。当然，犹太人是大屠杀受害者的历史身分不容否认，其政治正确性也很难因为这次冲突而消失，只是以色列要借此自我保驾护航的空间，也明显正在锐减，且冲突时间持续越长，这个空间只会消磨得越厉害。

到头来，舆论恰如流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纳粹”讽刺能从能从过去的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韪，转为今日的“虽争议却有市场”，以色列要负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