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恐袭｜ISIS或乌克兰：普京追凶的考量是什么？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上8点左右，莫斯科的克洛库斯市政厅（Crocus City Hall，又译番红花市政厅）发生恐袭，4名枪手闯入音乐会扫射人群、对建筑纵火，造成至少137人死亡、超过154人受伤。
毫无疑问，这次事件不只是2022年俄乌战争后，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严重袭击，也是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132人死亡）、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334人死亡）以来，俄罗斯遭遇的最严重恐袭。只是从舆论博弈来看，各方似乎对“真凶是谁”各执一词。
首先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ISIS-K或IS-K，ISIS的中亚及南亚分支）犯案说”。恐袭发生不久后，隶属伊斯兰国（ISIS）的阿马克通讯社（Amaq News Agency）便在Telegram上发布消息，表示ISIS-K承认犯案，同时释出各种现场第一视角影片，展现受害者被枪杀、音乐厅陷入火海的恐怖经过。
这个认领并没有引发太多质疑。毕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也曾在3月7日表示，挫败了ISIS相关组织对俄罗斯犹太会堂的恐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更曾在同日公开示警，称“恐怖组织即将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施袭，包括音乐会”、“建议美国公民48小时内避免大型集会”等。如果把这些事件与ISIS-K的认领相连结，确实可以理解为“恐袭早就有迹可循”。
问题是俄罗斯又提出了“乌克兰策划说”，也就是不直接否认ISIS-K犯案，但强调背后主谋是乌克兰，证据就是普京（Vladimir Putin）与FSB所说，“4名嫌犯企图逃往乌克兰”、“乌克兰一侧有人接应”等。
而乌克兰本身当然否认犯案，乌克兰激进组织俄罗斯志愿军（Russian Volunteer Corps）、俄罗斯自由军团（Freedom of Russia Legion）也都否认参与袭击，但包括普京在内的大小俄罗斯官员，都明示暗示著乌克兰就是真凶。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更是公开威吓，如果这次袭击的责任人最终被证明与乌克兰有关，“必须将他们所有人都作为恐怖分子找到并予以无情消灭”、“犯下此类罪行的国家官方代表也将受到惩罚”。
整体来说，前述舆论博弈暴露了一个现实：乌克兰不愿与这次恐袭产生联系、俄罗斯官方则不接受这次恐袭与乌克兰无关。而不论事实真相为何，这次事件都揭示俄罗斯面临来自境外的安全威胁，且总统大选刚结束就发生严重恐袭，普京必然要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
俄罗斯与ISIS的漫长冲突
首先探讨“ISIS-K犯案说”，基本上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支撑，包括ISIS-K的事后认领，以及俄罗斯与ISIS围绕北高加索、叙利亚的漫长冲突。
回顾1990年代两次车臣战争，结果虽都是血流成河，动员脉络却有所不同。1994年第一次战争爆发时，车臣更多是从“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情境出发，希望争取民族独立，同时扩大车臣在北高加索的话语权，让整个区域脱离俄罗斯掌控；到了1999年第二次战争，车臣的动员脉络已经转为“伊斯兰圣战”，其内部年轻战士多受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影响，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伊斯兰国家，车臣歌手穆楚拉耶夫（Timur Mutsurayev）的名曲《耶路撒冷》（Иерусалим）便是这场冲突的结构象征：俄罗斯就是“高加索以色列”，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则是“高加索耶路撒冷”。
而“圣战化”的车臣战争，不只吸引到中东极端武装前来响应，也让北高加索沦为极端伊斯兰温床，并牵引出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等悲剧。即便俄军已在2000年占领格罗兹尼，车臣极端武装仍在进行游击攻势，并且持续发动恐袭、从中东中亚招募人员，所以俄罗斯一直到2009年才正式宣告车臣反恐行动结束，但这不代表极端伊斯兰已从北高加索绝迹。
与此同时，ISIS正趁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混乱，在中东发展壮大：先是在2004年加入盖达（Al-Qaeda），又于2006年在伊拉克正式宣布成立“伊斯兰国”，接著逐步扩张到叙利亚，并在2013年对黎凡特地区（Levant）宣布主权，随后又在2014年宣布脱离盖达、成立“哈里发国”，开始向全球招兵买马。
而正是这一动作，被莫斯科视作“驱逐”北高加索极端伊斯兰的好机会，尤其俄方刚好要在2014年举办索契冬奥，自然不想恐袭风险干扰赛事。因此2014年前后明显可见，俄罗斯对境内少数民族穆斯林申请前往中东的审批极度宽松，甚至可说几乎没有。曾经的敌对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把ISIS当成了最佳归宿，差别只在一方期盼极端势力留在中东战场，一方希望投身一场真正圣战、生活在伊斯兰教法的管辖下。
根据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ICSR）2018年报告显示，该年盘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ISIS成员约有41,000名，其中来自俄罗斯的比例极高，共有超过5,000人，且主要来自车臣与达吉斯坦，并有多达1,000名女性、1,000名未成年人。但据该份报告统计，被允许返回俄罗斯的只有73名未成年人、24名女性，绝大多数人除了设法偷渡回俄外，便只能滞留中东战场，下场不是死亡、就是被监禁与沦落难民营，或是持续战斗直至下落不明。
但俄罗斯的操作也不是万无一失、毫无风险。ISIS确实成功吸走了大量“北高加索圣战士”，却也因此与北高加索建立联系，并通过互联网社群、清真寺系统、亲族血脉与招募平台，不断对北高加索进行反渗透，陆续吸引大量达吉斯坦青年前往，甚至远端指导其成立在地组织，直接招募成员；而留在中东的“北高加索圣战士”则因通晓俄语，成了ISIS反俄宣传的主力，经营《ИСТОК》等ISIS俄语电子刊，并吸引到同样通晓俄语的“中亚圣战士”加入。
而2015年俄罗斯开始介入叙利亚内战后，莫斯科与ISIS的冲突便愈演愈烈，原因也很现实：出于地缘利益考量，俄罗斯与伊朗共同支持阿萨德（Bashar al-Assad），盘据叙利亚的ISIS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而从结果来看，俄罗斯的大军压境、密集轰炸，确实也是后者在叙利亚溃败的主因。从2015年到2017年，阿萨德政权控制的领土面积从19,00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78,000平方公里，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原叛军占领地；但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占领地则从90,800平方公里下降到了2017年1月的60,400平方公里，并在之后持续溃败，最终失去在伊叙两国的根基，只能集中力量转往非洲、阿富汗等地发展续命。
而也就是在2015年，ISIS开始了对俄罗斯的袭击。首先是2015年10月的美捷9268航班（Metrojet Flight 9268）空难，该机在从埃及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时发生爆炸，机上22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其中有212人是俄罗斯人，ISIS西奈半岛分支宣布犯案；接著是2018年的基兹利亚尔教堂枪击事件，一共造成5人身亡，枪手则是22岁的达吉斯坦人，宣布要代表ISIS“为叙利亚复仇”；再来是2019年，2名战斗人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被FSB击毙、莫斯科发生爆炸所幸无人伤亡、车臣发生一起针对警察的恐袭，也全是ISIS所为；之后便是2024年的番红花市政厅恐袭。
当然，还有许多事先被挫败的袭击。例如2016年2月，俄罗斯就逮捕7名策划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动攻击的ISIS成员，主要是中亚人与土耳其人；2017年，俄罗斯又成功挫败ISIS对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的袭击，普京还为此公开感谢美国分享情报。这些场景似乎颇有2024年事件的既视感，只是结局不同：这次俄罗斯也在番红花市政厅恐袭前的3月7日，成功挫败了ISIS对俄罗斯犹太会堂的恐袭，但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同日示警，普京便不怎么领情，更在19日公开回呛“这是美国的公然勒索，要恐吓和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
整体来说，ISIS与俄罗斯的冲突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北高加索局势“圣战化”、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后，便一直持续至今，只是冲突样态及参与人员已有所不同：如今车臣局势大致稳定，达吉斯坦的极端化趋势则日渐严重；ISIS所能动员的涉俄人员，一开始集中在北高加索少数民族，现在则逐步扩增到来自中亚的俄语人口；过去ISIS-K在阿富汗时面临塔利班竞争、美军压制，如今就像虎兕出柙，在美军撤退后的阿富汗与周遭发展壮大。
与俄乌战争的意外共振
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的安全情势其实没有比2014年之前更好。
首先，在叙利亚历练过的“圣战士”不只积累战斗经验，还学到了跨国招募、动员的各种新技能。这在互联网不普及的车臣战争时代，或许还看不出危害；但在手机、个人电脑、社群媒体随处可见的现在，就成了无孔不入的燎原星火。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成长于“后车臣战争”时代的达吉斯坦青年，还会前仆后继前往中东、加入ISIS。
再来，FSB与其他执法机构只将北高加索地区当成反恐重点，却长期忽视遍布俄罗斯的中亚移工与移民，其实也有接触恐怖主义的潜在风险。如前所述，因为通晓俄语，来自北高加索、中亚的“圣战士”大多担任ISIS的反俄宣传与招募主力；而在俄中亚移工与移民又普遍面临资方剥削、宗教与种族歧视，不满情绪长期积累，一旦有加入ISIS的同乡招募，其实非常容易为恐怖主义所驱使，成为ISIS的在俄成员。如前所述，2016年俄方就逮捕了7名策划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动攻击的ISIS成员，族裔多是中亚人与土耳其人；2017年的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更是一大警讯，虽说这次活动由盖达宣称负责，但执行者也是生于吉尔吉斯的乌兹别克裔俄罗斯公民。
此外，因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一路下行，克里姆林宫这几年更多是把重点放在了应对“颜色革命”上，而不是相对虚无缥缈的恐怖主义威胁，毕竟车臣战争时代已经远去，俄罗斯这几年虽不断被盖达、ISIS发动恐袭，其规模毕竟没有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严重，戒心难免松懈。再加上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各种安全维稳机制都用在压制国内自由派、反战示威上，或许更容易被恐怖组织趁虚而入。
因此从前述脉络来看，ISIS-K不只有发动恐袭的动机、可用资源，现在或许也是所谓“最佳时机”；而部分网上舆论言之凿凿称“ISIS只是烟雾弹”，其实大多有待商榷。
例如有分析称“ISIS是美国御用恐怖分子，受CIA训练资助”。平心而论，这种说法确实在反美舆论场很有市场，美国过往也曾在冷战时资助阿富汗圣战组织，俄乌战争下的俄罗斯媒体也不时有这种指控，只是这种论述经不起一个事实检验：ISIS不只曾在美国发动恐袭、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时发动袭击炸死美军，也会对亲美国家发动恐袭，近期的就有2022年3月的以色列枪击事件、2024年1月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教堂枪击事件。
再来是有分析称，“ISIS只会自杀袭击，不会逃跑”、“ISIS行事一向粗糙，不可能有这种缜密作业”。首先，ISIS绝非只有自杀式袭击一种模式，在2015年11月的巴黎恐袭中，ISIS成员便在造成伤亡后逃离现场，且一度躲过法国安全部队追捕；另外ISIS过去在欧洲恐袭时，曾多次造成百人以上死亡，2024年1月的伊朗克尔曼爆炸事件（Kerman bombings），同样造成了96人死亡，可见只要有时间策划、有当地人脉接应，ISIS不是没有能力缜密作业、造成大规模死伤。
接著是“美国指使说”。确实，有鉴于当下美俄关系极度恶劣，华盛顿当然不能排除嫌疑，问题是美方才刚在袭击前示警，内容甚至具体到莫斯科与音乐会，公开程度还引发普京回呛“扰乱人心”。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制造“人为恐袭”，再推给ISIS顶罪，又何必多此一举公开警告，让俄罗斯有提前预防、取消活动甚至主动侦破的机会？
再来是俄罗斯坚称的“乌克兰策划说”。当然，乌克兰看似最有犯案动机，其实也可以反向理解为“最没有必要这么做”，原因很直接：乌克兰正与俄罗斯交战。如果乌克兰真的有意袭击俄罗斯平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借ISIS之手，因为俄罗斯志愿军、俄罗斯自由军团之前已进行过不少次，乌方无人机还曾飞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攻击。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乌克兰选择与ISIS进行合作，将恐袭“外包”。先不论乌克兰政府究竟要如何与ISIS“搭上线”，如果双方真的采取这种模式，也应该挑选更有价值的战略目标，例如电厂或水坝、政要或知名亲政府媒体人，因为乌克兰没必要浪费资金，ISIS也绝不可能公开承认做“异教徒打手”，所以双方一旦同意进行“恐袭外包”，那必然是面子给ISIS、里子给乌克兰，也就是让ISIS收取资金在俄罗斯发动恐袭，但造成实质有利乌克兰的结果。
只是如今这种情况，明显是ISIS面子里子都有了：成功杀害大量俄罗斯平民泄愤，又以超过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的死亡规模树立“战绩”、获取“威名”，可想而知，这将更有助于招募来自北高加索、中亚的“圣战士”。如果乌克兰真的参与这场恐袭，结果显然除了激怒俄罗斯人外，什么实质好处、战略利益都没得到。至于凶手之所以选择驱车逃往乌克兰，或许是当地也有ISIS圣战士接应，也可能只是直观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将自己逮捕、引渡回俄的国家，毕竟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
而这个结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论恐袭有无其他主使者、乌克兰究竟有无参与，俄罗斯都会坚持“乌克兰策划说”的原因。其背后关键，还是普京的战时政治考量。
站在普京的立场，承认事件是ISIS发动的恐袭，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这与外界的普遍认知相同，俄罗斯不会面临“睁眼说瞎话”的批评；但坏处在于，因为美国不久前才公开示警过恐袭，如果普京直接承认这确是ISIS所为，等于间接承认自己反恐不力，更会引发诸如“前线吃紧导致后院失火”的质疑。
况且由俄罗斯“誓言报复”的政治惯性来看，将恐袭归咎于ISIS，或许能为俄军在叙利亚、甚至阿富汗发动空袭与地面攻势进行政治铺垫，问题是目前俄军主力都在乌克兰战场，贸然在中东中亚用兵不只没有必要、还徒增风险，但什么都不做，似乎又无法给内部舆论交代、平息民怨。整体来说，承认事件是ISIS的恐袭，似乎除了成全普京的诚实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好处，还将衍生各种后续风险。
而如果将恐袭归罪于乌克兰，同样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与承认事件是ISIS所为的好处相反：俄罗斯会被外界认为“睁眼说瞎话”。当然，反美舆论场有不少人接受了俄罗斯叙事，认为恐袭的幕后主使就是乌克兰、甚至美国，但这种舆论分布样态就与定义俄乌战争的斗争本质类似：反美舆论场认为这场冲突是俄罗斯的“反纳粹”斗争、俄罗斯正为解放被乌克兰“新纳粹”压迫的民众而努力；非反美舆论场则不会全盘接受这种说法。而从双方阵地大小来看，后者就算不能代表全部，前者却也不是主流。
再来是把恐袭归罪于乌克兰的好处。显然，普京将能最大程度免于反恐不力的指责，同时借俄乌战争的背景，以及此前乌克兰策动过俄罗斯自由军团发动袭击、涉嫌谋杀杜金（Aleksandr Dugin）女儿的脉络，将车臣战争之后的最大恐袭事件，定调为战争下的“敌方渗透”，借此凝聚内部舆论支持，甚至将事件与“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普京便一直强调的“新伟大卫国战争”叙事相连结，再次重复乌克兰“新纳粹政权”泯灭人性、这场战争非打不可，厚实普京作为“当代叶卡捷琳娜”的伟大形象、历史使命。
整体来说，把恐袭归罪于乌克兰，除了引发外界质疑普京“睁眼说瞎话”外，其实对内没有任何政治坏处，还能最大程度巩固普京的威望。因此3月22日恐袭后，俄罗斯内部所有媒体、大小官员、甚至普京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完全回避ISIS已经承认犯案的现实。
例如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便在第一时间报道，称从政府消息来源获悉，凶手是乌克兰的俄罗斯志愿军，“年轻人、斯拉夫人、身高高于平均水平、可能使用假胡子”，但从如今俄方释出的各种消息来看，凶手来自塔吉克的可能较大；俄罗斯电视频道《NTV》甚至播出一段Deepfake影片，显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莱克西·丹尼洛夫（Oleksiy Danilov）证实乌克兰参与恐袭，“今天的莫斯科很有趣，我认为这非常有趣。我相信我们会更频繁地为他们安排这样的乐趣”，但这个片段其实是根据之前《乌克兰1+1》频道的新闻拼凑剪辑而成，之后也迅速被识破。
平心而论，如果俄罗斯没有这么急于定调凶手、甚至不惜动用Deepfake技术，外界的质疑或许还不会这么强烈。不过如前所述，归罪乌克兰虽在外界看来诡异，却是普京与克里姆林宫眼下的最佳选择，兼具了转移质疑、平息民愤、促进战时团结的多重功能。当然，ISIS与俄罗斯的漫长斗争还将继续，只是其排序或许就像恐袭之所以成功的背后结构：战争时期，来自乌克兰的威胁才是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