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戏院二代院主日记　看20世纪初全方位戏院老板是如何练成

【01哲学编按】本文节选自程美宝教授为《太平戏院纪事——院主源詹勋日记选辑（1926-1949）》所撰导论，原标题为“导论：20世纪一个‘香港仔’的营商之道”，原文一万六千余字，本选节内容概括日记主人，太平戏院第二代院主源詹勋先生（1904-1983）经营戏院的方式，他如何以全方位老板，既要生意应酬，又要参与戏曲创作、撰写广告，即今天要几个部门才能办妥的事务，源詹勋和他的拍档都是一手包办，即粤语所谓的“一脚踢”。内文细致交代了源詹勋的创作灵感，和一些具体的创作经历，研究粤剧史的读者，可从中看到一位戏班老板，如何融会中西，推动近代粤剧发展。

诚然，“公私不分”，正是日记作为一种“文体”或“文类”的本质。“公私不分”，也是旧时代做事甚至得以成事的特色。作为太平戏院院主、太平剧团班主，同时掌管其他生意，又得处理个人财务，也是一家之主的源詹勋先生，多年来在日记里记下的日常生活，似乎就是“晨往高升品茗”、“午大三元”、未几在“加拿大”或“告楼士打”饮茶、然后“回院工作”，之后“晚饭于大同”，甚至再“宵夜于金龙”，深夜才回寓或回院休息。骤看之下，源先生每天大部份的时间都是在外吃吃喝喝，但活在21世纪的我们必须明白，在那个年代，生意就是这样做成的。更重要的是，源先生之所以能够成功经营太平戏院和太平剧团，成就一番事业，是由于他的能力相当全面——他是戏院老板，又是剧团班主；既管理财务，注意投资，又编剧打曲，撰写广告。换言之，今天在一个企业里要很多部门才能完成的各种工作，他几乎能够一个人全部包揽。当然，在打理院务方面，他长年有多位得力“拍档”和助手，而戏班方面，有马师曾和谭兰卿坐镇，亦使太平戏院暨太平剧团在激烈的竞争中长年稳操胜券。

【延伸阅读：太平戏院院主日记　细看上世纪初香港戏院多功能角色︱专访】

短暂的大学生涯

源詹勋这种全面的能力，与他旧学新知同时兼备大有关系。现存日记自1926年始，刚好是他入读香港大学的第一年，也是省港大罢工进入第二年。这一年日记断断续续，有多天用英文书写，可能跟他开始入读大学有关。他在1月15日记曰：“是日下午进居于梅宿舍”，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梅堂”（May Hall），应该就是在当日开始该学期的大学生活了。查香港大学档案中心藏源先生的入学注册及成绩记录，他是在1925年12月参加入学试的（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之前在Hong Kong Educational Institute和圣保罗书院（St. Paul’s College）就读，在港大入读的学系（Department）是“Commercial Training”（商业训练）。从日记所见，源先生在香港大学上的课，既有“Dr. Au”（欧大典）上的《中庸》（写作“The Mean’s of the Doctrine”），也有“trigronometry”（三角），也有一位名为Baron Hay的教师任教的“Phonetics”（语音学）；而从香港大学记录所见，他一年级修读的课程也只有四门，分别是英语、地理、纯数，以及中国文学与历史。也许是由于家里有一盘生意等着他打理，源先生似乎对大学许多课程很不以为然。他“餐后如常往听词章演讲”，却觉得“很厌烦的，盖其所讲多不伦不类”（1926.4.17）；“有地理演讲，个中取材，味同嚼蜡，此为 Mr. Hay所谈，既无可听之价值，又无可学之理由，徒虚负此光阴矣”（在1926.4.30页面上记5月1日事），难怪他一年下来，成绩未如理想，除了中国文学与历史外，其他都不及格。他比较感兴趣的课程，是 “Complete Commercial Law”（商法大全），但似乎还未来得及修读，他的父亲已经说他在读过这年书后便应开始他的生意生涯，他也觉得无需在香港大学的商业课程上浪费时间（见1928.8.10记事，原文为英文），大抵由此便退学了。

从香港大学退学后，不代表源先生“不读书”，他不时会在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和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订书。他爱看文学杂志，认真做笔记，记下“鉴赏与研究的分别”（1928.1.12）。这种订购书籍杂志、认真阅读并做札记的习惯，在他离开学堂之后仍保持不辍。好些他购入的书籍，很明显都与戏剧有关。1936年1月，他与马师曾“共往中华购慈禧书，借以供新戏参考” （1936.1.6），大抵是因为“适演新剧弍本《慈禧太后》”，但他对剧本的评价是“过于诲淫，似乎不合现代化”（1936.1.12）。1936年2月，太平戏院连续几天重演马师曾、谭兰卿主演的“轰动中西文坛古装名剧《王宝钏》”，其中2月25日，港督郝德杰（Andrew Caldecott）更在晚上十时到院参观，太平戏院上下十分重视，还专门印制中英文戏桥。所谓“轰动中西文坛”，固然是广告用语，不无夸张之处，但这样的说法也有一定的背景。1934至1936年间，《王宝川》曾在英语世界掀起一阵热潮。1934年，时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剧作家熊式一，把京剧《王宝川》翻译成英语，题为Lady Precious Stream，在伦敦出版，随后两年由“人民国家剧社”（People’s National Theatre）在伦敦的“小剧场”（Little Theatre）演出了约一千场之多，之后又在美国各地演出了400多场，熊氏的译作亦一版再版。马谭可能是借此西洋风，在香港重演粤剧《王宝川》，并吸引了港督等西人的青睐。1936年3月，源先生在日记里记下往别发书店“购《王宝川》书一本”之举（1936.3.9），别发书店以售卖英语书为主，他购买的很可能是《王宝川》的英译本。类似的例子还有1940年他去商务印书馆购买《吟边燕语》（1940.9.16），此即林纾和魏易在1904年翻译出版的兰姆姐弟编纂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是以文言编撰的莎翁戏剧简写本。此段时期粤剧不时有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的，从源先生的阅读兴趣，或可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书名：《太平戏院纪事——院主源詹勋日记选辑（1926-1949）》
编者：程美宝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抄曲、打曲、作告白

源先生能写曲，在日记中好些片段都有所反映，1929年8月25日的日记中，便有“交第一场曲与仕可”的记载；1931年7月，更连续几天“晚饭后从事作曲”、“晨十一时往外寓作曲”、“午大三元品茗，后大中华作曲”（1931年7月22、23、25日记事）。同样重要的是他“抄曲”的经验（1931.8.12记“下午回外寓抄曲”），认识粤剧粤曲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少粤剧撰作者的生涯，往往从抄曲开始。通过抄曲，逐步掌握剧目结构、分场，以及各种所谓“介口”，同时熟悉曲牌、板腔体例、字词韵脚。其实，在能够“创新”之前，本来就需要通过抄写临摹学习的。源先生能写曲，也是由于他懂得欣赏评述，而早年的单曲，本身就是一阕可鉴赏的词，源先生1928年的这条记事——“酒楼中有一歌姬名曰香君，清歌数阙〔阕〕，楚楚动人，尤以《滕王阁序》为佳”（1928.2.27）——便很有清末文人顾曲的味道，也不由得让人想到此《滕王阁序》应该很接近《滕王阁序》原文。时人听曲，往往欣赏的是某一唱段，而非全曲，更非全剧。源先生在日记记下某人想索取“潘影芬所唱《蟾光惹恨》之西皮”，刚巧他“旁立，乃允所请，遂唤文誉可先生抄而与之云”（1926.7.3），可见这位先生欣赏的是其中一段“西皮”，而当时要取得一曲，需要请人誊抄。

写曲如写诗，能熟读前人名句，自然容易袭用。源先生读《白香词谱笺》，“得数佳句”，在日记里记下——“水晶双枕畔，犹有堕钗横——相见争如不见，有情逐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1928.1.28），也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一首粤曲就是这样写成的。某日他“阅书得佳句甚多，书之于散纸”（1928.2.25）。这些“散纸”，本来都是重要的“文献”，可惜注定要“散失”。也许这些“散纸”夹在已捐献到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的源氏藏书中，也有可能已经烟销灰灭。至1931年，源先生写曲似乎在行内已有一定名声，有人请他“合作开戏，每人担任一样，他讲戏占4成，余打曲占6成”（1931.7.1）。他自己也颇有自信，遇到戏班的撰曲人因故不能及时交曲，他提出可代作一场（1931.11.1）。换句话说，他作为班主和院主，能权当撰曲人或剧作家，不至于处处受制于人。

从日记所见，好些太平戏院的广告，也出自源先生手笔。他曾“代作告白一段，《难分真假泪》，其中非常趣致”、“下午回院代缮写告白，并着黄灶拈往各报馆落版”（1928.1.8）。查1928年1月9日的《香港工商日报》，太平戏院大罗天剧团演《难分真假泪》及其他戏码的广告及票价刊登在第三张第一版，而上述的“告白一段”，则以短文的形式，刊在同日的第三张第三版，谓“太平戏院演大罗天，唔系毒蛇唔敢打雾，唔系猛龙唔敢过江，唔系好戏唔敢隔日翻点”等，应该就是源先生所说的“其中非常趣致”的内容了。未几，他又“作大罗天告白一大段，托言有人来书赞许马、陈二伶，故本院将牠登之于报章”（1928.3.2）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鳝稿”了。之前撰写广告的工作主要由文仕可负责，至1929年，源杏翘不理会文氏的看法，径让自己的儿子撰写广告（1929.3.17）。1931年源先生为《出妻顺母》一剧撰写报纸广告，他在日记注明是“白话式” （1931.6.14），约两个月后，他和两位朋友在大三元品茗，两位友人还在“互相口角白话文之适用否”（1931.8.19）。日记里这些片言只语，或可作为白话文迟迟未能在香港普及的旁证。

在报纸刊登广告除了要提供稿件外，源先生还要与他的搭档就版面、位置、价格等细节，与报馆讨价还价。他曾经就太平戏院未能用头版刊登广告质问有关人士谓“何以新世界有封面位而太平则无，何故，并坚持明日《天光报》封面招牌侧，否则唯有不刊出而已矣，后罗文埙又电话，乞求让位，余决不允，并不理会他”（1940.3.13）。几乎天天都要刊登的报章广告，是经营戏院的一项重要开支，而当时的报馆，亦容许像太平这类商户赊数，但这也为日后其父亲源杏翘先生去世时增加了一群追债者（1934.11.25-26）。为宣传新剧《盗窟奇花》，太平戏院更曾买“全架电车广告”（1938.4.23）。除了刊登广告外，派发曲本也能广收宣传之效。“明日《香江午报》将《野花香》曲本刊出，以事喧〔宣〕传，互相利用”（1933.5.24）；“《香江午报》登出《野花香》煞科曲白，并送一千份来太平分派”（1934.5.25）。报刊为吸引读者，刊登曲白随报附送，戏院不用自己花费印刷，这就是所谓“互相利用”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刊出的只是“煞科曲白”，而非全剧的曲白；而且，源先生也要监督内部员工利用曲本牟利的情况，因此要注意曲本不能多印，以免有人发卖索价（1931.12.10）。除了刊登恒常广告和派发曲白外，现在称为“公关危机”的，当年源先生也是径自处理，某次“《循环报》误传马伶忽染重病，电话着他更正，顺投稿各间报馆，一律更正云”（1928.1.4）。总之，今天要几个部门才能办妥的事务，源先生和他的拍档都是一手包办，即粤语所谓的“一脚踢”。

总览源詹勋先生日记，较让人感到趣味盎然的是1926至1941年的部份，此时正值源先生青壮时期，生活可谓多姿多彩。在入读香港大学时，源先生年方廿二，又是戏院老板的长子，五陵年少，日记满载各种娱乐玩耍，跳舞、下棋、踢毽子（写作“打毽”）、打乒乓球、打麻将、买马票，以及上妓院“打水围”，不一而足。这种生活，让我们不其然想起张爱玲自身经历过也写进她的作品里的香港大学，只不过当年流行的、可做的，后来都变成过时的，甚至非法的。“晨高升、午大三元、加拿大饮茶、晚饭于大同、设宴于万国、宵夜于金龙”，是源先生日记里经常出现的“用餐”时间表。我们可以想像，源先生的许多生意，就是在这些“吃吃喝喝”的场合里谈拢的。源女士提到，她曾见过父亲在酒楼的筷子纸套上写下曲词，可见这些地点也是他创作所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餐饮地点，在源先生的日记都留下了踪迹，而他描述流连塘西妓寨所用的术语，与罗澧铭的《塘西花月痕》所记载者亦可互为参照，活脱脱一幅笙歌璀璨的繁华景象图，分别在于，《塘西花月痕》叙述的是某某少爷“打水围”时的排场，或与某某阿姑离离合合的故事，而源先生日记所记载的还包含许多个人的挣扎和抉择，感情与矛盾。

编者简介︱程美宝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文化史，近年致力于探究近代华南的地域文化如何在一个跨地域的情景中逐渐形成。主要著作有《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编有《平民老倌罗家宝》、《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发表中、英、日文期刊论文数十篇。

【本文获三联书店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