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萧军六记》导演魏时煜︱历尽劫难 萧军怎样迎得光明晚年？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由于鼓励以武力方式推行阶级斗争，许多知识分子因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批斗、被迫害，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田汉、吴晗等。但历经磨难，也有一群“在无边黑暗中敢于相信光明”的人，其中一位便是“历经战争、动乱和背叛都不会扭曲灵魂的英雄”——萧军。而以上这两句引文，正出自纪录片导演魏时煜（Dr. Louisa Wei）在《萧军六记》中所写下的“导演手记”。
萧军，中国现当代作家，“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著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五月的矿山》（1954）、报告文学《侧面》、《从临汾到延安》等等。1925年，萧军开始军旅生涯，担任过见习官、军事及武术助教等职务。萧军的文学创作也始于军队。1929年，他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写出了第一篇白话小说《懦……》，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1932年，萧军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同年，萧军结识萧红，两人次年合著小说、散文集《跋涉》，此后两萧便因文学和恋情长久地联系在一起。1940年，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在延安整风中，萧军刚正不阿为因写作《野百合花》而受到批判的王实味辩护，成为唯一一个站出来为王鸣不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萧军受到毒打、关押，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后，他依然辛勤写作，笔耕不辍。电影开篇介绍：
“萧军是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曾收获文学巨匠鲁迅和毛泽东主席的友谊，体验过爱与心痛，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风暴中，以最大努力维系了家人、朋友和自身的尊严。”
拍摄《萧军六记》之前，导演魏时煜已拍摄多部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纪录片，包括《红日风暴》（2009，与彭小莲联合导演）、《跋涉者萧红》、《王实味：被淹没的作家》等。去年夏天，魏时煜导演赶在萧军诞辰114周年前完成了纪录片《萧军六记》的制作。为什么选择萧军？他有著怎样的人格魅力？在拍摄了胡风、萧红、王实味等几位中国现代作家之后，《萧军六记》又有什么不同？带著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导演魏时煜。
以人物还原历史 讲述时代故事
胡（记者 胡雅雯）、魏（受访者 魏时煜）
胡：《萧军六记》以萧军在东北辽宁出生，小学、中学被学校开除后参军开篇，以1988年6月22日萧军于北京逝世为结尾。为什么您会选择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这一叙事方法，而非人物肖像式的描绘、讲述萧军一生所经历的革命、文学、爱情与婚姻家庭生活？
魏：对我而言，影片的拍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而不止是刻划人物。因为只有让人物回归他所经历的特定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中，我们才能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也让我们在时代脉络里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例如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以及战乱这一历史背景。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最为人所知，但当我们将人物置于他们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动荡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带著“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不确定的心情，我们或许能够更加理解那个时代的爱情：作为一种慰藉，让人有勇气生存下去。当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时代是如何如何开放，但你回头去看，战争环境令一些知识分子被迫经历了不断迁徙的生命历程，但却拥有了超越地域局限的视野。这一代人离开家乡，在中国的不同地方生活过，因此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当我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常常已是千帆过尽、人至晚年，但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到老，都有一颗童心，都仍然睁开眼睛看世界，保持著对世界的好奇。
此外，以时间顺叙述他的一生，也可以填补华语纪录片中传记片不足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部份史料在战争或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被销毁、遗失。所以，这次拍摄《萧军六记》，我们找来了两位插画师，一方面将史料不足的地方以插画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另一方面，插画也便于以动态方式（motion picture）在影片中展现人物动作和情节。
胡：您刚刚提到，选择以四季对应萧军的一生，但我注意到影片中每章节的中英文章节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中文为：“红”、“芬”、“友”、“家”、“春”，英文分别对应：Spring、Summer、Autumn、Winter、Spring Again。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结构整部电影？
魏：首先，中英文并非一一对应的方式许多导演，尤其是香港导演都使用过，例如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 Happy Together》、《花样年华 In the Mood for Love》等等。所以，这本身不足为奇。具体到《萧军六记》，“红”讲述萧军与萧红的爱情，“芬”讲述萧军与妻子王德芬的爱情于婚姻，如果简单地将中文翻译为英文，这对于观众，尤其是只能看懂英文的观众，几乎毫无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中英文双结构的方法，照顾到不同语言习惯的观众。如果是讲双语的观众，便可以从中理解到更丰富的层次。
胡：您如何协调影片与插画的关系？怎么与两位插画师沟通？
魏：技术上来讲，绘图软体的工具包为设计带来了很大便利。我通常会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向插画师描述，或者直接拿照片给他们做参照，例如在还原老舍那一幕时，就是由照片衔接至插画。此外，也需要协调两位插画师之间不同的绘画风格。
能文能武风趣幽默 萧军的人格魅力
胡：影片多处引用了萧军的讲座录音，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萧军讲述他得知有上海的小报污蔑鲁迅，他找到当时负责的马蜂和张春桥，和人家打架，遇到巡捕时又谎称练习摔跤，可见他的正义和机智。另一件事是萧军在文革时被毒打之后，他说自己“还挺乐呵的”，刚被批斗完还出去买葡萄，还和红卫兵开玩笑说：“你每场斗，我每场来，绝不误场。”可见他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乐观的人。
魏：萧军是一个身心都十分强健的人。在艰苦甚至有时沉闷的环境里，他带著独有的刚强与幽默出现在那里，显得十分有人格魅力，可以说是能文能武。这可能也是许多女性喜爱他的原因。他也乐于讲话，并享受其中的乐趣。萧军就像在舞台上讲栋笃笑，风趣幽默，亦给观众留出与之互动的空间，让观众提问，而他也应答自如，毫不紧张，有时候甚至有点像小孩子。影片中所使用的都是1981年以后的录音，更显示出了萧军当时历经各种历史事件后的乐观与豁达。萧军与毛泽东相熟，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一开始与毛一起的很多时间他们都在谈论鲁迅。在残酷的政治事件中，一方面人们发现萧军并不算特别有政治野心，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保全家庭；但另一方面，萧军本人在残酷的政治事件中也没有让步、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
我觉得其他人都是悲剧人物，但是他（萧军）不是。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除了他。
胡：上述这观点是您最初选择拍摄萧军的原因吗？
魏：其实我最早没有打算拍萧军，但是在我拍摄前几部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纪录片时，萧军常常被提起。2003年，因拍摄胡风的纪录片，我们采访了作家、翻译家贾植芳。萧军因为是胡风的朋友，所以采访中被贾先生提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贾植芳后来重遇萧军，问：“你还记得我吗？”萧军答：“当然记得，胡风分子，贾植芳！”另外，在拍摄萧红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人都不免提起萧军。2016年，我们拍摄萧红时访问了文学学者、批评家李欧梵教授和刘再复教授，在《萧军六记》中也加入他们对萧军的评价。此外，我们也采访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和其他中国作家、知识分子。这也解决了疫情期间访问、拍摄困难的问题。
以春天比喻作结 晚年再遇最光明时代
胡：可以看到，影片的结尾您选择回到“春”，留给观众一个光明的结局，为什么选择以这方式结束？
魏：作为导演，具体到这部以四季隐喻萧军一生的影片，我最终要决定是要将萧军的一生归结于哪个季节。萧军本身是一个光明的人，他人生最后十年，一方面生活条件有保障；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文革这一最坏时代刚刚过去不久，紧接著迎来了一个风气相对开放、光明的时代，人们对这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作家也十分关注。萧军当时频频受邀进行演讲，同时代的丁玲也是，不断被邀请参加活动。他于1988年去世，也没有看到后来的那些政治事件，这是片子以此结尾的原因。
做影片，是要给大家带来希望，而不是给大家带来绝望的。这个时代已经不乏绝望的东西……
胡：您已经拍摄了多为中国作家的纪录片，拍完萧军，您下一部纪录片打算拍哪位作家？
魏：我想先把崔健的片子拍完，之后有机会我想拍摄林语堂。林精通中英文，作品中西合璧，英文小说畅销美国，是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在我看来他至今依旧是无人能及。林语堂的人生历程亦那么精彩，从中国到美国，后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最终在香港辞世……
我喜欢拍纪录片，因为当我去拍摄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八十多岁，他们这一代呈现的姿态是非常开放的，而他们的笑容又仍是孩童般的；同时，他们经历过最苦难、最动荡的时代，但那个苦难的时代并没有把他们的苦难和希望和孩童般的笑容磨灭掉。这令我从中感受到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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