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曼：研究“流动”的社会学家；社交媒体不提供真正对话的机会

2017年1月9日，享誉国际的波兰思想家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英国里兹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生前致力于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现代社会中身份的流动性、消费主义及全球化。

1925年包曼出生于波兰波兹南（Poznań）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爆发，德国入侵波兰，不足14岁的他随家人逃往苏联，加入苏联指挥下的波兰军队。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波兰工人党党员。在后来谈及自己为何会信仰共产主义时，他觉得这与他童年时所经历的贫困，及作为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与羞辱有关。他于波兰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修读社会学与哲学，及后留校任教。1968年，波兰掀起反犹运动，他与家人被迫离境。他于1970年最终定居英国，并于次年开始在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社会学，直至1990年退休。

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

包曼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一生出版了50余本著作，包括一系列以“流动的”（Liquid）为题的书。早期包曼最广为人知无疑是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当时的很多学者将大屠杀所展现出的野蛮，视为与现代性遭遇的一次挫败。然而包曼却在书中尖锐地指出，犹太人大屠杀恰恰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现代性正是以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官僚主义为支撑的。他写道，“正是在这个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中，大屠杀才是可以想像的。”

除了思考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包曼也关心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如何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流动性”（liquidity）成为他定义后现代社会的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包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意思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中，我们都成为了“无根”的个体，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参照系／参照物。在这个时代不安全感成为常态，因为“所有的协定都是临时的、稍纵即逝的，仅仅在另行通知之前才具有效力”。

“流动的现代性”带来了“流动的恐惧”（liquid fear），这是一种弥散的恐惧感，它没有特定的对象，但它无处不在。包曼最喜欢用“行走在雷区上”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恐惧感：“我们行走在一个雷区上，清楚地知道这里到处都是地雷。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甚么时候会爆炸。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正是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包曼甚至悲观地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爱与恨也成为“流动”的情感：它们不稳定、难以捉摸、制造焦虑，最终导致道德冷漠、非理性和暴力。

社交媒体是一个陷阱

在后现代社会，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结的纽带。包曼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EI Pais）的访谈时表达了他对社交媒体的质疑。在他看来，社交媒体与传统社群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要么属于或不属于某个社群，但是社交媒体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选择喜欢的人做朋友，把不喜欢的人拉进黑名单。显然，社交媒体让我们感到没那么孤独，但它却剥夺了我们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他认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社交媒体并不提供真正对话的机会，因为在这里避免冲突太容易了（只需把别人拉进黑名单）。

在大多数人那里，社交媒体不是用来团结不同见解或者拓宽视野的，恰恰相反，他们用社交媒体来创造一个“舒适圈”（comfort zone），在其中，他们只听到自己的回音，只看到自己的倒影。社群媒体固然很有用也很有趣，但它事实上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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