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与幕府》｜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再怎么谦卑都不为过”

【01哲学编按】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精于航海与贸易，海军实力雄厚，可是在面对日本德川幕府时，还是非常审慎地与之打交道，双方凡有冲突，几乎一致都以有利于日本的结局收场。
本文节录自亚当．克拉洛《公司与幕府》〈结论 荷兰人的日本经验〉。

文章上篇——《公司与幕府》：外交与暴力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于亚洲最常用的力量

明朝灭亡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的政治环境又变得更加复杂，必须和两个对立的中国政体各自经营关系，一方是控制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清朝政权，另一方是郑成功领导的事实海洋国家。该公司与前者往来所偏好使用的工具是正式使节团，陆续派遣了几个使节团带著总督的信函与礼物前往北京，试图以商业上的退让换取建立军事结盟关系。在此同时，郑成功对于该公司造成的威胁也日益升高，原因是他愈来愈有意占领台湾当做反清运动的根据地。情势的转捩点和一六二四年一样，中国当局──这一次是郑成功──不再能够容忍荷兰人的存在，而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部队打算把他们逐出他们在大员建立的要塞。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根本无力抵挡中国部队的协同攻击之下，又再度遭到驱逐，就此实质上退出了中国沿海地区。

相对之下，该公司在暹罗则是与大城王国（一三五一—一七六七）建立了长久的关系。该公司在一六○八年于暹罗设置了一座商馆，从此之后除了几次零星的中断之外，在那里总共营运超过一百五十年，直到一七六五年为止。之所以能够持续如此之久，一大部分是取决于该公司与大城宫廷的良好关系，因为大城宫廷对于和荷兰人往来表现了相当热切的态度。卢昂瑟普（Bhawan Ruangsilp）对于荷兰人在暹罗的活动提出了绝佳的研究著作，她认为巴达维亚与暹罗的历代国王发展出了合伙关系，但也指出这样的关系总是有条件的。此一关系的核心是双方密切的外交往来，而这样的往来先是发生在奥兰治亲王与暹罗君主之间，后来则是由巴达维亚取代奥兰治亲王，只见使节团不停往返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与大城首都。

该公司运用外交的能力，又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亦即暹罗不仅将该公司视为商业与外交伙伴，还是重要的军事盟友。实际上，暹罗历任国王都一再请求荷兰官员提供海军协助，以便对付敌人以及桀骜不驯的臣属。如同在中国的状况，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没有能力对暹罗发号施令──该公司的员工把暹罗描述为一个“著名而强大的王国”──但不惜采取强硬的行为，也拥有必要的工具能够迫使大城王国在关键议题上改变政策。这点在一六六三年最为明白可见，卢昂瑟普指出当时巴达维亚认定“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暹罗国王之间累积已久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依照该公司设定的条件解决”。巴达维亚为了达成这项目标所选定的机制，就是一种熟悉的常用策略：海军封锁。从一六六三年十一月到一六六四年二月，该公司的船只封锁昭披耶河，一再扣押暹罗帆船，直到该国国王屈服于巴达维亚的要求为止。根据当时的一份荷兰报告，这样的做法造成对方因为“敬畏公司的实力与武器”而签署条约，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让步。这项短暂但高度有效的战役所带来的整体效果，就是重设了该公司与暹罗的关系，结局则是对巴达维亚比较有利。

以上这段简短的探讨，把我们带回了日本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经验。当然，巴达维亚与德川日本发展出了长久的关系，持续达两个世纪以上，明显不同于和中国断断续续的互动。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暹罗的大城王国虽然长久占据了一席之地，这项关系却出人意料地也和日本的例子几无相似之处。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们在日本几乎完全看不到卢昂瑟普描述的那种有条件的伙伴关系，而是一项明显不平等的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中从头到尾都被迫扮演从属性的角色。这种情形无疑有一部分是因为德川幕府身为近代早期亚洲较为强大的一个政权，所以也握有比较大的实力。不过，单纯诉诸这项事实并不足以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发展。本书试图提出的解释，即是聚焦于该公司在十七世纪一段积极扩张的期间与德川政权发生的一系列有限冲突。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结合了企业与国家特质的混合型组织在一六○九年抵达日本的时候，不仅带著船只与商品前来，还有一套由其特许状所赋予的主权力量，并且决心要加以运用。该公司后来主张自己在外交、暴力与主权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引发了一系列与德川幕府的冲突。如同我所指出的，在这些针对该公司是否能够与幕府将军进行高阶外交往来、是否有权在日本海域内或是对日本的贸易伙伴行使海上暴力，以及是否能够对大员主张完整主权而发生的冲突当中，就大致决定了该公司与幕府将军的关系。在这三种冲突当中，每次被迫退让的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而不是德川政权。尽管每次的退让方式各自不同，但都是一再舍弃该公司对于自身权利与主权特权的坚持。到了最后，该公司发现自己已然无法运用他们在亚洲其他地区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工具。

在暹罗，一个光鲜亮丽的使节团或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海上战役──例如一六六三年发生于昭披耶河的那场战役──即可将情势扭转为对该公司有利，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武器可以使用。这点在一六三二年明显可见，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别无选择而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做法，交出诺伊兹这名高阶官员以求与日本重启关系。荷兰官员在这段时期提出的各种评论当中也频频指出这种情况。举例而言，在一六三八年十二月，总督明白解释了该公司在日本的策略：“日本人不能受到烦扰。你必须发挥最大的耐心，等待适当的时间与机会，才能够取得成果。他们绝不接受反驳。因此，我们愈是放低姿态，假装成谦逊卑微的小商人，因为他们的同意才能够活下去，那么我们在他们的国度里就能够享有更多的恩惠与尊重。这是我们从长期的经验当中学到的一点。⋯⋯在日本，再怎么谦卑都不为过。 ”

在联省共和国，公司高层也认同类似的讯息。十七人董事会在一六五○年发布的著名指示当中提及日本议题的时候指出：“对于我们的官员，我们唯一的指示就是尽力满足这个高傲、宏大又一丝不苟的国家一切的要求。”董事会成员坚持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应当“怀著卑微、谦逊、有礼与友善的姿态前往”，绝对不要试图对日本政权发号施令，而是要屈从于对方的愿望。

不过，重点不仅在于该公司失去了在亚洲其他地区所仰赖的那些有效工具，也是在于身居日本的荷兰人被纳入了国内体系，而且纳入的方式与大城的例子相当不同。藉著检视巴达维亚分别为暹罗国王与德川幕府将军提供支持的两场军事战役，即可多少感受到这项差异。从一六三三年开始，暹罗的帕拉塞通王（〔King Prasat Thong〕一六二九—五六年在位）就试图引诱荷兰人参与一场战争，对付他的前附庸国北大年，希望藉著承诺利润丰厚的贸易让步以换取荷兰人的海军支持。这些请求终于在一六三四年获得成果，促使该公司派遣一小支舰队参与军事行动。尽管该公司参战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但巴达维亚愿意提供支援的做法却为荷兰人赢得了众多的新特权，而大幅提高了他们在暹罗的地位。发生于三年后的岛原战役却有非常不同的发展。荷兰人不是在奖赏的承诺引诱下参战，而是被自己的说词与过往的承诺绑住，以致不得不跟著幕府将军的国内臣属一起自愿对付反抗分子。

这两场战役的差异彰显了该公司与幕府将军的关系所带有的独特本质。在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受到了驯化，受制于他们为自己指定的臣属角色，因此必须负担许多的相关责任。荷兰人放弃了先前的主张，不再宣称自己代表一位强大的外部人物──不管是执政官还是总督──而在自己的异国样貌如此明显可见的情况下转变为日本的国内臣属。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必须遵行一套为他们量身订做的参勤交代制度；必须提供军事服务（不论是直接的军事服务还是提供情报报告）；被迫放弃关键权利（最引人注意的是运用海上暴力的权利），同时接受幕府将军的法律管辖权（至少是在涉及特定犯行上）；而且也和其他臣属一样，必须在展示臣服的表演中扮演角色。这是他们后来极为熟悉的角色，一年年不断按照剧本演出，以致后来表演与真实变得再也难以区分。不论荷兰人是货真价实的臣属或者只是单纯扮演著这样的表象，其实根本无关紧要；总之就各方面来看，他们的表现都像是幕府将军的忠心仆人，而且正如《通航一览》所纳入的“服务”这个篇章所显示的，他们也被视为德川秩序里一个独特类别的唯一成员。

本书没有试图记录荷兰人在日本的历史，而是打算藉著聚焦于一连串的有限冲突以呈现出一段社会化的过程，显示荷兰人如何被迫适应以求在德川秩序当中占据一席之地。鉴于这些冲突几乎一致都以有利于日本的结局收场，应可明白看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将军的关系不全然合乎典型的样貌，但与欧洲人在亚洲的整体经验也不是太过不同，所以并非仅限于日本的一项历史异数。一般的探究虽然都不难理解地倾向于聚焦在直接殖民的发生地点，或是欧洲造成最大影响的关系上──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马塔兰、万丹或望加锡的关系──但这些并非常态。比较常见的情景其实是欧洲人难以主导自己与亚洲往来的条件。最能例示这一点的，堪称就是荷兰人与德川日本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依据彭慕兰与王国斌等人的著作，而认定亚洲国家在近代早期确实拥有历久不衰的实力，那么史学家无疑有义务投注更多心力探究欧洲人融入亚洲秩序的那种漫长整合过程。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显示欧洲人在亚洲的据点并非总是依循相同的发展过程，从孤立的贸易站成为设有防御工事的基地，最后再成为完整的殖民地。实际上，由于亚洲存在著实力惊人的国家，因此即便是最强大的欧洲组织也有可能被局限在特定的飞地当中而完全无法突破。日本对于进军亚洲的欧洲企业而言是一条象征性的死胡同，一个使得欧洲企业遭到彻底遏制的地点，因此为过去常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对比，让我们看出“欧洲的崛起”并不是从一四九二或一四九七年的发现之旅展开，即从此在后续的数百年间跟随著某种持续不断的巨大鼓声稳定前进。

《公司与幕府：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融入东亚秩序，台湾如何织入全球的网》

作者｜亚当．克拉洛（Adam Clulow）
译者｜陈信宏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8月

【本文获“左岸文化”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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