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张爱玲・下】张爱玲“马基雅维利”式的女性主义及其苍凉

文章上篇——【百年张爱玲・上】为何张爱玲被认定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到大三那年，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她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当时上海的写作环境并不算好，但左派批评家的销声匿迹，使其可以不受左派理论影响，培养自己的“风格”。因此，她笔下那些家族往事和男女、亲子关系，既无意于彻底否定“万恶的”旧社会，也无意于一味地歌颂革命和新社会，她更是要将处于“新”与“旧”之间的这个社会对个体与人性造成的复杂影响呈现出来。

《金锁记》中，姜长安的恋爱对象童世舫留洋归来，情场疲惫的他希望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张爱玲在《传奇》里描写的人物不止一次对“中国”，尤其是“传统的”中国有著想像和追求。就这一方面来讲，张爱玲没有忽视外部社会巨变之时，旧风俗依然深入人心的现实。当诸多作家齐齐歌颂革命带来的革新，张爱玲则观照到人心中的感性或许未必有那么快。她也不回避人的兽性、欲望和虚荣心，如果说古典的悲剧人物还有几分崇高感，那一个个夹在“新”与“旧”之间的、张爱玲笔下悲剧的中国人，则活得更可怕：他们虽然在生存环境上看似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脱离，可是他们心灵中旧式的枷锁仍然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在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常常是“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并且“不论最终成功失败，都是空虚”——这便显出张爱玲的“苍凉”所在，也进入了“命运无常”的永恒主题。

而在叙述这一苍凉、残酷的主题时，张爱玲往往又能“举重若轻”。《金锁记》中，曹七巧并非用多么残忍、残暴的手段毁掉自己的儿女，对于女儿姜长安的婚事，在童世舫面前她只轻描淡写、若无其事地一句“她再喷两筒烟就下来”，却有著“四两拨千斤”的骇人作用，反比什么血花四溅的伤害都来得更令人惊心。

张爱玲笔下那些施虐的、扭曲的人物，又无不有著某种超越性。如果曹七巧甘心乐意地接受自己的婚姻，如果聂传庆（〈茉莉香片〉）接受自己如绣在屏风上的鸟一般被安排的命运⋯⋯他们也或许也能得过且过、一生终了。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想要被爱、想要超越既定的命运,在这种渴望之中，他们也付出了疯狂乃至人性丧失的代价。

“马基雅维利”式的女性主义

如果说鲁迅在文学革命中高呼著“救救孩子”，那么，张爱玲莫不是以一部《金锁记》揭示了如何“害害孩子”。

从女人的“神性”到情妇哲学，张爱玲“不那么女性主义”的女性观点，成为她小说的另一个争论焦点。王德威曾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做过一番辩证的分析，并将她的女性观点总结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女性主义。张爱玲笔下白流苏、曹七巧、郑川娥等诸位生活在乱世的女人们，与同时代作家歌颂的女性解放、歌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截然不同，张爱玲始终关心著中国女性在传统家庭制度中的处境。

马基雅维利：政治的重点是“实际上做什么”，而非“应该做什么”

这也令秉持女性主义的读者，不乏将张爱玲的作品视作保守。不论是《金锁记》还是后来翻译并重写的《怨女》，当中的女性从悲苦的受虐者最终变为残忍的施虐者，但张爱玲从未给被困于传统之中的中国女性提供任何冲破牢笼的解决之道。王德威以《怨女》中的银娣为例，认为擅写女性命运的张爱玲，展现出的显然不是“正确”的女性主义，但却写出了那个时代女性缺乏独立生存技能和资源的真相。张爱玲并不否定那些女性的堕落以及与男权社会的“共谋”，然而，“正因为她太了解女性的不利位置，她才有必要同情那些能活过男权控制下的女子——不论她们的求存之道是如何不择手段。”

可以说，张爱玲的著眼点在于：一方面，正视女性真实欲望的多重性——那些无法简单地被归结入所谓“女性主义”的层面；另一方面，女性如何不得不在压抑中扭曲自己，从而以“恶”的一面挺过数千年的男权制度。王德威认为，张爱玲描写的女性在求存之中显示出了惊人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在另一时空中，女人才有了翻身做主的机会。”这未必符合女性主义者对传统女性的想像，因为这些女性在传统的压迫之下，不够“脆弱无助”，没有完美地扮演“受害者”的形象，但这正是张爱玲能够更加复杂地看待“性别政治”的独到眼光。

人们常常用“天才”与“传奇”形容“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而她在《私语》里却苍凉一句：“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根本没有家。”尽写豪门家族、男女情爱的张爱玲，自己的婚姻也并不算幸福，家族败落之后，晚年过著清苦的生活。张爱玲的金句至今仍被复述，或许因为“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著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也因为，她举重若轻的残酷亦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宝库——读者借张爱玲的“一针见血”，抒发生命华美表像之下，面对“爬满了虱子”的无力与无奈。

百年之际，我们希望通过回顾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世界，重新忆述她其实并不止是一个为人们提供心理安慰的文化符号和流行现象；她的生活、阅历与伴随期间的时代背景，事实上都令她远超出那个被包装成了扁平化、小资、岁月静好、不可一世等幻想中的形象。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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