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张爱玲・上】为何张爱玲被认定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不知不觉，张爱玲这位“传奇”女子，已诞辰百年。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凭著《传奇》中的短篇小说在上海滩大放异彩，张爱玲的文字不断化作“金句”——甚至“伪金句”，被读者反复重述著。她的作品与文学风格也成为后世作家的养分，使他们在学习、模仿与创新中，开散出独特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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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与香港，如同中国的“双城记”，成为她生命中深深的情结。张爱玲入读港大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她曾形容这座城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这样的经历使她目睹乱世中的众生百态，也令其文学世界的层次更加丰富多彩。在张爱玲一百周年诞辰及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一起回顾，她的赞誉与争议，她的独树一帜以及她令人著迷的文学世界。
夏志清：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每每提起张爱玲后来的走红，不可否认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其大加赞誉有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未以张爱玲最为经典、风靡一时的《传奇》讲起，而是由张爱玲后期的反共小说《秧歌》进入她的文学世界，并指明，在他看来“《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众所周知，张爱玲的父亲为名门之后，母亲和她姑姑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便到欧洲留学去了。张爱玲出身旧式贵族，父母均对西洋文化有所了解，母亲更领她进入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家族身世构成了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一方面，她的小说意象丰富、语言古典雅致，与她在遗少父亲监督下熟读中国旧诗古文有关；另一方面，小说中阴鸷、沉郁甚至恐怖的描写与风格，也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曾在父亲再婚后，写道：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生台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棚。有太阳的地方使人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已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钤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从这些字句中，我们已经可以一窥后来其小说题材和当中那些惊心动魄、甚至毛骨悚然的描写。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超过鲁迅的篇幅介绍张爱玲，这点颇为研究者和“张迷”们津津乐道。之所以如此，其实与历史叙述者及其叙述视角有关。夏志清自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赴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在美执教，成为中国文学教授。但据讲，他实际上私恋西洋文学，常推荐学生去读希腊文、读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不论“五四”新文学还是古典文学，夏始终觉得粗浅、幼稚。甚至讲过：“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因为，中国文学中所描写的始终是“逃避”，没有正视人生的宗教观。那么，张爱玲这位在语言和描写上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长，又在人文关怀上又具有夏所推崇的、类似西方文学的深刻性，因而在他眼中，张爱玲显然优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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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夏也曾言明自己的反共立场。在他看来，鲁迅当然有其过人的文学造诣和声望，但将其神话了的却是共产党，因为“鲁迅的神话对于共产党特别有帮助”。因此，在所谓官方的文学史叙述中，张爱玲——这位写过“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作家，自然不可能受到重视。但她却在一定程度上与夏的立场相契合。所以，夏在张爱玲一章的开篇便给予当时新出版的《秧歌》“不朽之作”的评价。及后，他也用了相当的篇幅叙述《秧歌》和《赤地之恋》中，张爱玲是如何描写当时农民被共产党欺压的残酷现实。
夏认为，与写出《一九八四》的奥威尔不同，张爱玲不研究共产主义，但她以人性——而非辩证法——的眼光去描写当时共产党的恐怖。她的著眼点是：一个普通的人，怎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制度下，无援无助地，为著保存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和忠诚而挣扎。因这两部小说，他盛赞张爱玲眼前永远有一幅中国民族文化的全景，认为这是她“创造的智慧”胜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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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革命以外：拆解宏大叙事
张爱玲的身世本身就与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尽管“粉丝”众多，张爱玲的作品也常背上“鸳鸯蝴蝶”、只合消闲遣兴之名。在批评者眼中，张爱玲不去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反而沉浸在男女那进进退退的恋爱故事中；符号化了的张爱玲，被贴上了“小资”的标签，颇为“政治不正确”；她的金句，诸如“如果没有爱，钱也是好的”，以及拿到第一笔稿费便去买了支口红等做法，也被理解为拜金与拜物⋯⋯然而，张爱玲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被后世难以忘怀，或许恰恰在于她的这种“庸俗”。
可以说，张爱玲以独特的“庸俗”拆解了革命、进步的宏大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面。对比同时代的作家，丁玲、茅盾、郁达夫、巴金，甚至鲁迅等人，无不在小说中书写人物身上的阶级性，在时代的洪流里著眼革命这一宏大题材。巴金的《子夜》中，吴荪甫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资本家，他的行动与问题都与这一身份息息相关；鲁迅的《伤逝》中，涓生与子君都是“进步青年”，两人的爱情在观念上是与整个旧社会做对抗⋯⋯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故事中，爱情往往跟革命、国家命运密切捆绑在一起，两性关系也常以拯救与被拯救的局面出现。这可谓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中的主流书写。而张爱玲则不然，她从亲子关系、男女情欲著手，注重个体、感官与精神世界的矛盾、斗争。《倾城之恋》以香港沦陷为背景，但著眼点并不在战争，战争——或者说香港这座“倾城”——只作为背景与情节反转的契机，为的是成全白流苏与范柳原婚姻。
文章下篇——【百年张爱玲・下】张爱玲“马基雅维利”式的女性主义及其苍凉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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