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岱尔：年鉴学派继承者 长时段的总体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是年鉴学派（École des Annales）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开创学派的鼎盛时期，大力拓展其影响力，并使年鉴成为新史学的国际性论坛。
《经济和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下称《年鉴》）共同创办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于二战时英勇上前线抵抗而赔上生命，而布劳岱尔亦有受到波及。1930年代，布劳岱尔为原题为〈十六世纪西班牙在地中海地区的外交〉的博士论文作准备，在欧洲多座图书馆查阅大量文献与手稿。可是二战展开，布劳岱尔于1940年被德军俘虏，被拘留五年之久。在军营中，布劳岱尔手上只有一所本地小图书馆有限的文献资料，但他凭借极强的记忆力，写出《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下称《地中海》）的大部分书稿。1945年布劳岱尔终于获释归国，1947年即凭此论文通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而这部书亦成为布劳岱尔的代表作。
总体历史的构想
二十世纪的法国史学界受著新史学（new history）思潮影响，开始发起对于以兰克为首的传统史学的批判。学派认为比理论更重要的，是订下历史学家在研究活动中应遵循的原则、方法与操作程序，一种实践的、新范型的行动纲领，当中的几个主张有：从政治与人物史的事件史转向结构的历史；不再固步自封于历史学的篱笆，提倡跨学科方法与历史之间的综合研究；及扩展人类各种历史面向的研究。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于“社会现实”与社会现象的重视，深刻影响到年鉴对于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的观点：历史现象中个别包含著一般性，特殊要蕴于普遍，历史研究就是要通过个别发现一般，在普遍之中理解特殊。
年鉴学派将这种取向应用到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对象之上，转向了普遍与结构。《年鉴》与学派另一共同创办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提出了“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的构想，他于《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之中，在人文与社会生活之外，还叙述了农民与贫苦人等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历史，以探明平庸生活与社会秩序变化中所存在的人类能动因素。相对于传统史学，费弗尔这个做法这是破天荒的。
布劳岱尔更进一步认为“总体历史”要克服传统历史的片断性，与对历史的平面性构想。历史不是平面的照片，而是立体的。人类世界包含了众多个系统与子系统，“总体历史”应该至少要研究当中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四个主系统，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
多元的时间历史观
对于普遍与一般性的追求，表现在布劳岱尔的历史时空观。于在空间方面，布劳岱尔不以国家为研究与叙述单位，而提出一种区域性或超国家的史学，这点尤可见于《地中海》一书的研究，选取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作为考察的对象。在空间性以外，布劳岱尔亦以〈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系统地阐述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分层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学多元时间论，以对抗传统史学的线性时间历史。布劳岱尔认为历史应该区分三种时间：
第一种是长时段（longue duree），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格局、动植生物、气候变迁、生产率、社会组织、思维模式与文化及心理等，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一般以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为计量单位。长时段是自然、地理的时间，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对于人与社会的制约性最为显著。
第二种是中时段的势态的时间（conjunctures），它将经济与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著重研究波动的时段，它生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描写“势态”与“周期”，以十多年、二十五年或五十年为计量单位。中时段历史的内容包括人口增长、价格曲线、工资动态、利率波动、生产预测、商品与货币流通分析、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等。中时段是“总体历史”活跃的时间，是结合经济─政治等面向的广义社会的时间，是“缓慢而有节奏”、局势的历史。
第三种的短时段是事件的时间（événements），指政治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的快速时间，亦是传统的帝王将相史一直聚焦研究的那种时间。布劳岱尔认为事件的“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事件稍纵即逝的特性使它难以把握与认识，布劳岱尔称这种个体的时间为“最任性与最富欺骗性的时间”。
相比比布洛赫与费弗尔两位前辈，布劳岱尔更基进地贬抑微观的人类行为（如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他著重的是长时段与中时段历史，可是，他于《地中海》第三部分仍然花了相当篇幅的笔墨叙述了其时其地的政治、事件史。布劳岱尔往后反省此书的写作时，认为自己于这部分仍留有兰克式旧史学的遗风。
对人的能动性的贬抑
布劳岱尔有著极高的学术成就，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更有学者提议授予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于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布劳岱尔另一成就是一套三卷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如题所示，这套书集中研究封建主义过度到资本主义制度这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之中，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并试图通过西方物质生活的历史来解释这个转变的发生机制。布劳岱尔自己承认“在强调社会的经济系统时，我相信自己触及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经久的成就。”
纵使布劳岱尔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间有契合之处，然而有一极大的分歧：人的意志与能动性。布劳岱尔研究的对象，是编织出众多无名无姓的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肌理，认为这些是某个时期某地的全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他却也走向了另一极端，否定了人的意志与行动对于塑造历史的意义。布劳岱尔以结构凌驾事件的治史方法，倾向以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作为历史哲学，从而几乎全盘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及其对于历史的推动力量。这除了是一种史学观，同时亦是一种对于人的存有结构的系统观点。于回顾布劳岱尔的史学与研究成果时，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上的哲学问题。
参考资料：
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昭明出版社，2001年。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著，杨豫译，《二十世纪的史学》，昭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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