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要出轨？Tinder 时代的欲望与虚假性自由｜胡雅雯
【01哲学编按】从许志安、马国明、罗志祥，以至近日的佐佐木希，我们不时就有明星出轨或被出轨的新闻，视乎当时人人气与地位（佐佐木希的脸孔被誉为“亚洲最美”、“日本第一纯情美少女””），每次都会挑起话题。
当今世代中出轨、不伦与“多人运动”并不罕有，有人叹息道德沦丧，但也有人认为我们时代的性越来越自由。然而伴随科技发展、唾手可得的各种性爱，是否真的快感的大解放？所谓的“随心所欲”，又是否代表我们的欲望不再受压抑？
一、服从快乐原则的出轨与不伦
在精神分析看来，人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统治的无意识过程时时刻刻都追求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冲动的、实时满足的瞬间快感，一种生物本能。如同萨德所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而性欲作为这种本能之一，伴随著最原初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代表著无意识中生的欲望，影响著创造力、性关系等等。
萨德侯爵：《索多玛120天》、《闺房哲学》与那从地狱回来的男人
然而，本能——这种不受理性所掌控的驱力与激情——的满足，所包含的破坏力量往往与社会准则和社会关系存在著冲突。最基本的本能，渴望即刻满足的性欲、带来愉悦的嬉戏行为等，在劳动过程中被视为不合时宜，若不对此加以节制、压抑，劳动便无法顺利组织和进行。当工作引进了这种对人的压抑机制，也应允了受压抑者的未来报酬。
同时，如果不工作，生活资料便无法满足，消费也难以实现。这种缺乏也令社会成员甘心乐意地相信，本能冲动不能自由地被满足，按照快乐原则生活是行不通的。于是原本属于性的能量也在工作中找到释放。由此，人类发展了理性功能：在经济原则下，检视社会与环境的实际情况，区分利害关系，从而与外部以理性为原则的社会运作保持一致。这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存在，避免了原初的快乐原则支配下的冲突与自我毁灭，力图得使快乐显得更加合理且持续。
但是佛洛伊德也认为，对现实原则的服从和对本能的压抑，是人类历史中巨大的创伤性事件之一。
这种对“欲望自由”的压抑事实上无法完全取消快乐原则的存在。它仍然保存在人的无意识之中，并且不断地在人类与个体的历史中回返，影响现实生活。也正因为被压抑物会不断回归，因此禁忌史与隐蔽史得以构成——不要忘了那个著名的禁忌：不可奸淫！出轨、不伦便可视作快乐原则在个体中重复出现的结果，在无意识中它仍试图追求著自己的目标。
对此类性事件的批判和讨伐，则恰恰体现了本能的破坏性力量。当这些事件引起社会、道德等方方面面的冲突，早已“训练有素”的外部法则会通过谴责，希望使逾越了禁忌的事情再次回归现实原则，接受理性的控制。但有趣的是，根据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情色理论，禁忌反而令人有想要逾越的冲动和渴望。
延伸阅读——巴塔耶：情色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
二、单向度欲望：虚假的性自由
不可否认，在愈来愈多地方，性的确已不像以往时代那样被视为羞耻的话题。性爱场面成为电影电视、综艺节目宣传的诱人噱头；“开车”被视为当代人社交必备技能之一——不仅要会开，还要开得悄无声息才算车技高超。Tinder 等交友软件令性变得越发唾手可得；Instagram 上，一边以诱人之姿挑起观者性欲，一边说著“不约”、“不喜欢没礼貌的人”的网络美女随处可见；伴侣不再身边？不用担心，互联网性爱（cybersex）随时随地一键满足实时需求⋯⋯
关于性的内容——无论是文字、视觉还是身体层面，无不涌向我们的感官，仿佛不断提醒大众：这不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相反，若你对性视若无睹、视其平常或闭口不谈，才是过时了。
在〈外部的决定：圣伤、远程性玩具与赛博性爱〉（Determination from the outside: Stigmata, Teledildonics and Remote Cybersex）中，研究者 Bogna Konior 甚至将现今的远程性爱技术（teledildonics）与神（God/Jesus）并置而论。通过分析圣女傅天娜（Faustyna Kowalska）的日记，作者指出傅天娜在幻想中经验了圣伤（stigmata，另译圣痕）的过程（据信出现在某些圣徒身上，与耶稣钉十字架的伤痕相似）。在这一过程中，痛苦在她身体内绽开，但她同时感受到来自这种痛苦的愉悦甚至狂喜——来自神的注视与爱。这一体验将一个身体注入（channelling）另一个身体，它是精神的、肉体的，同样也是情色的，它令人将神视作情人；并且，这种痛苦的激荡只能在身体内部而非外部观察到。
如果说从前这种最高的情色愉悦是来自神，那么，如今远程性爱设备则取代了神，使人与人不再需要同处一室便能触摸彼此、相互慰藉，满足那种既痛苦又狂喜的愉悦。它可以随身隐藏在身体各处，并用蓝牙或 App 控制。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就提醒人们，看似人类欲望的范围和满足手段都得到了无限扩大，但当我们拥有性自由时，拥有的可能是一个假像。事实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表面上性自由泛滥，但由于性关系愈来愈紧密地依附于社会关系，欲望早已被置入整个社会秩序，被个体所处的社会组织起来了，这种“组织”压抑并改变著人原初的本能需要。所以，在佛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上，马库色进一步区分了额外压抑。这种压抑是为了维护和加强自身统治秩序，从而对人的生命本能所施加的压抑，是时代的产物，遵循操作原则。
在《爱欲与文明》1961年的序言中，马库色明确指出，性欲蔓延到先前被禁忌的领域和关系中，并非是根据快乐原则使爱欲得到释放，反而是现实原则势力范围扩大的结果。“把性系统地引进商业、政治和宣传领域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性欲获得了某种确定的票房价值或成了名望的象征或按游戏规则进行的消遣的象征而言，它本身已变成了巩固社会的工具。”因此，性成了手段——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手段，而非目的。在这种性自由的背后，其压抑也更严重了，它不仅压抑爱欲，还将不属于人类本质的欲望不知不觉地强加于人，使人身陷异化状态而不自知。
相似地，《外部的决定》的研究者最终将远程性爱（remote sex）与市场和资本相联系，指出正是资本——这种外部的、却由人开启的形式，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异化的情色效果。远程性爱玩具使得因工作因素而分开的伴侣相信，恋爱未必需要切身的接触，一样可以享受身体的愉悦。
但远距离性爱的真正效果其实是，社会成员可以更好地优先为工作服务，尤其是不得不出差或到另一地工作，毕竟，你仍可以通过无线装置与伴侣亲密。这项研究最终揭示了，远程性爱设备的潜能不在于调和、缓解人与人之间日益焦虑、担忧的关系，却恰恰给了市场与资本从外部重新引导人类欲望的机会。如今，另一种圣女傅天娜在等待著被注入，她的情人不再是耶稣，而是资本，她的身体分散在资本的控制中，震荡不安。
三、强制的快感：“不管喜不喜欢，享受吧”
在社会秩序与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我们似乎来到了“现在你们给我乖乖享受它（性）吧”的时代。稍微对性有一点理论认识的人都知道，它绝不仅仅是本能的满足这么简单，更关乎权利关系，关乎暴力，关乎人的存在与死亡等等各种反思。但如果我们留意，便会发现，以往这些性背后的复杂问题在当下的叙事中都倾向于被抹平。当性的话题随处可见，它亦被简化为速食的享乐、单一的快感：它是一个吸引眼球的热点、一个冲上流量高峰的机会、一次实时满足却无需花费过多精神维系的关系。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像巨蟒剧团滑稽组合的电影《生命的意义》中，那个关于性教育的场景：当教师在学生面前演示性爱过程时，懵懂的学生们因为窘迫而企图将眼光移向窗外，而老师却问道：请您告诉我们，院子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齐泽克在《幻见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中以此为例，指出“这一场景之所以显得离奇，是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通常需要遮掩的事物‘正常’状态的真相”。他进一步引述拉冈（Jacques Lacan）的理论，讲到：快感并不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而是由超我（superego）训诫控制，是超我命令的最高内容。简而言之，在拉冈看来，“超我是一项命令”，所包含的就是“去享受”的指令，它指挥著主体要去享受。
不无相似地，当我们时下谈性时——不论是否有人想要将眼光避开，我们都好像不知不觉地被置入这个超我悖论——“不管喜不喜欢，享受吧！”享受视觉的满足、“幽默”的“乐趣”，享受社交网站和远程性爱装置的便捷⋯⋯
如果不享受，就会产生无能的负罪感。齐泽克也指出，这种负罪感不仅仅存在于性，也存在于其他强制性快感之中，如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的“快乐的五十年代”。当“必须快乐”成为义务，人们需要遵守“今天若不好好享受，就不配做美国人”的律令。这不禁令人想起所谓的正向思考，它最终为人所诟病也与这种强制快感的操作异曲同工：你必须积极，否则就是负能量太多，不要关注种种问题所在，就去享受吧，反正“我爽故我在”。
当我们自由谈性的时候，我们时代的性是否真的更自由了？或许不然。马库色想要通过爱欲（包含却不仅仅是性欲的欲望）解放，从而解放劳动，最终达至人类解放的愿望，经过半个多世纪似乎仍然只是愿望。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经授权刊登，原题为〈“日本最美的脸”也被出轨？单向度的欲望与虚假的性自由〉】
延伸阅读——李银河：人工智能年代，虚拟做爱将会是最干净、最安全的性爱
_________________
下载《香港01》App ，按“＋”号加入《哲学》抢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