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末世列车》剧集版：2020年后，荷里活话语是野蛮的
【编按】Netflix《末世列车》（Snowpiercer）剧集版正在热播中，故事承接《上流寄生族》导演奉俊昊电影版相同的世界观。在此我们试著提出一个颇共通于近年荷里活电影的疑问：这些表现阶级与身份差异的电影，真的如其内容是一种激进平权主义吗？
世界末日与冷酷列车
《末世列车》（下称《末世》）的故事大纲如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分采伐地球资源，扰乱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气候暖化。科学家发明冷凝导弹，想让气候恢复正常，结果弄巧成拙。导弹把炽热的地球变成不宜居住的冰冷地狱，万物抵受不住极端寒冻结成冰块。危急之际，Wilford 企业高价发售破雪号列车（Snowpiercer）的车票，据说这列由一千零一节车厢连成的火车，不但配置了独家研制的“永动引擎”，还有各种养殖和消闲设备，适合人类长期居住。
在特制引擎的驱动下，破雪号绕着地球循环行驶，永不歇息，直至气候回暖的一天。然而，火车起行首日，除了手持车票的达官贵人，还有一大批未有购票的难民蜂拥而至，强行挤进尾段车厢。出于人道关怀，Wilford 容许入侵者——务必遵从列车纠察队命令的前提底下——待在后段车厢。就这样，恍似现代人类社会的缩影，破雪号载着贫富乘客，在白茫茫的雪海中前行。
重制的政治“明喻”剧
尽管制作人刻意加入悬案侦探元素（或应加上副标题：Train Detective）来增添追看性，但撇除演员和部分细节上之差异，剧集版《末世列车》与2013年由奉俊昊编导的电影版大致相同，美术风格与故事背景可谓一脉相承，我们大可以视之为（旧酒新瓶）重制版吧。
因此《末世》的主题依旧：观众一方面从“尾卡人”的革命领袖兼列车侦探 Andre Layton（Daveed Diggs 饰演）的视点，见尽前等车厢的纸醉金迷，以及尾段车厢乘客遭受各种不公、不人道的对待；另一方面，剧集还不时补充列车纠察队和服务员的立场，强调“和谐秩序”和“各安其位”的大智慧，劝告 Layton 学懂感恩和知足，要他帮忙纾缓尾段车厢乘客的不满情绪，制止一切暴动计划。
延伸阅读：电影版本《末世列车》——《上流寄生族》：如何脱离上、下层的阶级结构？
《末世》依赖一种奇特的后设角度（补：时下流行的“政治正确”电影亦如是）。透过剪辑、旁白和乖张的特写镜头，编导不时提醒观众，眼前的剧集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甚至接近令人烦厌的“明喻”程度。然而，撇除形形色色的政治隐喻后，这出剧集的内容却显得极其空疏和苍白，观看起来味同嚼蜡。
表象的保守荷里活话语
另外，假若真的从“剧集（隐喻）= 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的方式来鉴赏本剧，剧集中发生的处境未免过分极端，根本对应不了现实，最多可带出大学哲学课 brainstorm 般的抽象“思维小实验”（例如“假如你是列车的前卡乘客，你会同情尾卡居民，继而主张均分资源吗？”之类的问题）。说到底，《末世》一剧究竟想表达甚么？
虽说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意识形态批判策略仍有待斟酌，但他在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里演绎的解梦方法却值得参考。据此，我们无须繁琐的解码程序，也就是丢弃“显现的梦文本”与“被隐藏的梦内容”的二分法，因为答案正在表象之上，即表象被呈现的方式（此乃黑格尔式的“表象的表象”原理）：面对所有言说中的被分析主体，其叙述形式和社会结构位置才是分析的重点。
同理，我们务必扔弃“显现的影视内容”和“隐蔽的故事含义”二分法，把矛头直指制作团队及其背景（极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制作团队面对体制时采取的叙事形式：传统的荷里活电影话语。对，即便《末世列车》看似十分激进，但那种后设的政治隐喻叙事，也离不开是保守的荷里活话语。打岔一句，荷里活是营运得极之成功的“意识形态跨国机器”，专门散播滋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于全球各地。
阿图塞国家机器论（下）：充斥在大气之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正因如此，当荷里活吹起的政治正确风潮席卷世界，据说“无论从选角上，还是剧情上皆为激进平权主义”的恐怖电影《访・吓》（Get Out，另译《逃出绝命镇》）、《我们・异》（Us，另译《我们》）和漫威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等话题作赢尽掌声，美国当地仍可爆发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原因不是别的，上述电影提倡的“平权思想”，可能为受压迫的社群消一时之气，但它们没有直视黑人群体（政治正确地说，美国非裔人士）长期受欺压的结构性原因：自废除奴隶制后，美国的白人资本家改以法例形式剥削黑人劳工；大部分黑人一直屈居于社会低层，贫困与潦倒的生活形成滋生罪案的温床。由此，美国的警察部门才把黑人与贫民地区的流氓、罪犯划等，并将射杀黑人视为“适当的自卫权利”。换言之，美国的种族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衍生的压迫性现象。
在2020年之后，拍电影是野蛮的
事实上，《末世》描述的“闹革命的尾卡人”，只是反转了荷里活话语中的一种典型角色。影迷们应当知道，无论是经典的特务间谍电影，抑或打击恐怖分子的动作大片，它们都有犯案动机倒模般相似的反派人物，好像所有奸角都来自同一组织。这些歹徒盗取特务处的机密仪器或铀元素炸弹，策划一场惊天大阴谋，目的总是要“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然后“在瓦砾中建立美好的新社会”。制作团队把奸角设计得如此肤浅，好使观众迅速认同戏中的正派人物，观看主角们为了维繁秩序而痛殴歹角。观众回家过后，自然把戏中人物当成现实的隐喻，不再探究各种社会问题的背后起因。今天，身穿中山装的苏联狂人形象，变成了《末世》里三餐不得温饱的可怜尾卡人，仅此而已。
这种儿戏的隐喻，不宜对照现实中的人类处境。不，应该说，经历新冠疫症之后，我们的视野更是容不下如此简陋的比喻了（参考阿多诺的说话：“在奥兹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比方说，面对天灾人祸，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宁可花更多的钱补贴金融市场，也不挥发一毫子购买或投资公共医疗设备，完全视人命如草芥（补：反观被美国经济制裁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会主动派遗医疗队伍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居民）。试问一声，荷里活话语能表达（或反映）上述问题吗？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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