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 民族政府无力应对全球问题

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当今的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或者不是让我们夸夸其谈去“解决”现代人心灵孤独空虚之类事实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鄂兰书末肯定这样的“世界”不是必然的：人的诞生意味着启始，人可以开创新事的能力。

作者｜杨焯沣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当选后，在亚马逊网店售罄的其中一本书籍正是德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早期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方面，有人一派乐观地宣称，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会压住“狂人总统”的气焰；另一方面，美国的大都会自由派却视特朗普为民主共和政体衰败的恶兆。特朗普当选总统是否表示极权主义再临？而其实，“极权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和独裁、暴政和威权政治是否一样？为何大家以为牢不可破的民主政体会在极权兴起之际应声倒下？而最终，为何人类可以成就了好像纳粹大屠杀、斯大林大清洗一般可怕的事件？这些恶行是否随着近来的政治事件再接近我们？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书，或者是帮助我们解答以上这些问题的开端。

鄂兰或者已晋身政治理论的经典殿堂，但成为经典的过程往往令后人的理解混杂着前人的成见，反而蒙蔽了书本本身。她的概念“平庸之恶”也许已是自诩“独立思考”知识份子的标准套语，用来劝诫世人不要堕入盲从上级和人云亦云的罔瘴之中—即使在多番引用后，鄂兰当初针对邪恶本质的思考似乎已经失诸交臂。《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有类似遭遇：和书题“起源”相反，本书立意几乎不在于从史料中研究个别极权政府如何得势，甚至“极权主义”的定义都要待全书差不多完毕才大致道明。事实上，鄂兰所言的“起源”不是指一国史实上的前因后果，而是西方文明中可以被极权主义挪用统合的元素。她强调，因为人是自由的，人的历史不可能受一些外在原因驱使而被决定，所以历史书写不能以后见之明构成一条因果相连的线索，只能以碎片、回响和征兆交织出历史真相的脉络。

即使是极权主义这样的命题也一样，它只是将西方文明过往一些元素、趋势等“结晶”（crystallization）成为它如今的形态，独立去看每个元素都与极权主义本身无重大关连，但当它们集合起来，却的确帮助了她理解这个令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世界。所以，当今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如何不止于将她在书中的观察和概念直接套入现今时局，指出现今有哪些东西就是“极权的种子”，而是真正以鄂兰的史观思考和判断：以往的政治发展如何预示了我们目下的政治局面？是在怎样的世界里，我们当下的境况才会是可能的？只有先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开始解决《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叙述的世界是否就是我们的世界这样的问题。

鄂兰认为，犹太人的政治处境不能单以“种族歧视”一言蔽之。（Getty Images）

但把弄“犹太人问题”不是极权政府唯一的伎俩。鄂兰认为帝国主义背后“无限扩张”的思维才真正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首先起源于资产阶级兴起，他们信奉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对真正公共政治事务无所用心，也不认为自己需要对个别政治群体负责，视民族国家的边界为资本扩张的障碍。事实上，鄂兰甚至指出，帝国主义伴随的殖民扩张，根本上与民族国家的原则相违背：殖民占领无可避免会在人口众多的臣属社会中挑起民族意识而危害统治，所以殖民统治需要“种族”—视其他民族为“非人”或者自己民族是命定比被征服者优越的选民；和“官僚”—认为政治是被统治人民无能力承担的重担，所以需要精英幕后操纵—作为统治的思想工具。两者最终都催生了一种将“历史”视为具有超人化神秘力量的潮流、人只能服膺其力量的看法。鄂兰以南非的荷兰开拓者Boers和英国殖民总督为例，显示殖民如何败坏了西方文明既有的道德标准，而极权主义正是这些恶果像回力标一样由属地掷在西方社会的头上。

如果一开始民族国家便备受种种矛盾所困，这个由充满矛盾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更无力应对自身问题。帝国主义仍然霸占了外交政治的思想空间，民族政府被困在“唯我独尊”的主权想像里，如此构成的全球秩序根本无力处理需要多国联手才能解决的问题。鄂兰揭示的，是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这个制度的衰落：大量涌现的“无国籍者”证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立的民族国家宪法传统，由“一国政府”宣告的“普世人权”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虚言；事实上当原生政府拒绝保障本国人民的人权时，根本没有其他民族政府愿意保障他们，哪怕一丁点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剥夺国籍在现代变成如此强大的政治武器。大规模地施行的话，所造成的难民潮甚至会冲击别国司法制度，最终不胜负荷的法律机关只好将问题交给警察管理的难民营，最终为极权式警察国家提供了良好条件。

汉娜．鄂兰早期著作或可为解读21世纪政局的开端。（Getty Images）

时人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往往集中在最后一册：鄂兰指出极权主义兴起的社会条件，是“孤独”的现代人深感自己在社会、制度面前的“多余”，由此滋生的无力感在广泛疏离冷漠的群众社会中散播，令民众渴望极权主义运动带来的意义和归属感。一些乍听似乎充满人道精神的引语如“绝佳的极权主义支持者不是狂热的支持者，而是已经不在乎真假的犬儒者”，或“当人无法以合乎人性的方法解决当今政治、社会或经济绝境时，即使极权政权已倒台，极权方式的解决对策还是可能重现”等，都变成了自由派知识份子看家必备的警世良言。但这些引句的流行却掩盖了鄂兰的重点：极权主义的兴起背景，不是过火的民族主义，反而是民族国家政体及其内部政党架构的矛盾和衰落。所以极权政党的冒起，才会令既有的政党忽然放下分歧连成阵线，又正是这种连成阵线令极权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人民，而其他政党都只是代表腐败透顶的议会。而极权运动执着于“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不论是纳粹种族优生论或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论，又仿佛为世界零碎繁杂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理解的方法：如果全世界都好像跟从命运一样服从同一条法则，或是一个服从这条法则的政权，支离破碎的世界便忽然有了意义—这就是意识形态，最终它指向的是世界秩序了无意义的荒芜。这才是为什么经历了极残酷一战的同一代欧洲人民，愿意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再发动一场更大的浩劫。

这样看来，《极权主义的起源》仍是20世纪的著作：在理解21世纪的“民粹擡头”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很快被一些乍似雷同的形征吸引，认定民粹主义便是极权主义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看待鄂兰极权“结晶”的理论，那么重点就不是民粹和极权之间的形似之处—往往这些元素一直潜藏在现代社会里，不会消失，而是它们都是面对世界政治无日无之的荒谬反应，代表了民众不理解并且厌弃一个无序世界：不知为何遥远他方所作的决定会狠狠打击自己。极权交出的答案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有法可依的”；民粹交出的答案则是“这个世界是可以逃避的”。事实上民族政府挂在嘴边的“主权”，往往只是社会集体逃避民族群体作为世界一分子责任的借口，结果便是世界不过沦为一群无法无天的所谓“民族”各自为政、互相斗争。

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当今的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或者不是让我们夸夸其谈去“解决”现代人心灵孤独空虚之类事实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鄂兰书末肯定这样的“世界”不是必然的：人的诞生意味着启始，人可以开创新事的能力，代表正因为未来不可预见，我们仍可有熹微蒙昧的期待。“每次新生都肯定了启始；其实就是每一个人。”

本文原载《香港01周报》第59期，B16版。

《01哲学》，哲学入门，深入浅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逻辑。立即下载《香港01》App：https://hk01.app.link/cTGh7iIc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