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带来的远程虚拟世界：公、私界限模糊化后的疲累｜胡雅雯
一场疫情重建了人们对公共卫生与健康的认知，也重塑了工作与教育方式。为了控制这场时间上跨越农历新年的瘟疫持续蔓延，香港与内地都有推迟返工、返学的措施。但很快，社畜、学生、老师们纷纷表示“宅在家的春节假期比上班还累”、“疫情过去最想见的是可爱的同事们”、“一听见‘网课’这词，就精神紧张”⋯⋯
政策上假期延长了，但基于互联网、线上生产力工具和通讯工具，许多公司早已在停滞中缓慢前行；同时，疫情也将探讨多时的远程办公（remote work）、线上教学推至大众眼前，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从梦想有一日，起身打开电脑就能工作，无需耗时通勤，或随时随地处理公务，逃避劳心费力的职场文化，到亲身体验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由网速“评判”的阶级之分后，你是否喜欢虚拟办公╱上堂带来的改变？
经济冲击下，Zoom 成“疫情赢家”
瘟疫持续蔓延的背后，以 Zoom 为代表的视像会议软件，迅速爆发出衍生需求，成为企业、学校进行线上会议、远程教学的主要工具。
Zoom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袁征（Eric Yuan）日前就表示，公司、机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反应，可能导致人们工作方式根本性和永久性的转变。他认为，疫情（令人们不得不留在家中，从而改变了平日聚集于有限空间内办公的方式）令人们意识到远程协作的必要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工具，并将极大地改变工作景观（landscape）。同时，在被问及如何转化收益时，他也说：“彼此之间的同理心（empathy）、人文关怀（humanity）和支持比收益增长更重要。”
由此，瘟疫中呈现出了两种“全球化”：病毒全球传播，令人们彼此区隔——足不出户、在家办公、聚集性活动取消、外游推迟，而在互联网及远程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又得以连接，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办公、教学、参加活动等。真实空间中受阻的事务，在虚拟的空间中得以继续，技术令我们以非现实的方式在场。也不论 CEO 如何煽情地抛出一段人文关怀的自白，自1月下旬以来，在市场普遍低迷的大环境下，Zoom 和其他远程互联网生产力工具的股票一路飙升，成为逆境中的赢家。
公、私领域界线模糊化后的疲累
远程视讯工具真的让技术开发者更具同理心，或令技术更加有人文关怀了吗？持积极态度的使用者认为，虚拟远程办公自由、舒适，不去 office 省得天天化妆（有些视频程式紧急开发了视频美颜功能）；若是能保证工作质量，日后有些企业还可以节省租金⋯⋯
然而，随之而来的更多是一系列问题。首先，虚拟办公室加上早就入侵生活的远程通讯程式——E-mail、WhatsApp、Messenger 等，模糊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边界。“得益于” Zoom 和通讯工具的“双管齐下”，工作者不得不一周七日随时待命，时时无休。有小朋友的上班族就更加痛苦：凑小孩还是开会好呢？这是个大问题。也有老师在社交网站分享，继家人叫吃饭、宠物入镜后，开始有家长参与课堂讨论，发表高谈阔论了。在新媒体的世代，如果说明星用 IG、Facebook 与各种直播平台分享自己的私生活，代表了技术发展中私领域向公领域的入侵；那这次的虚拟办公则揭示了公领域向私领域的渗透，及其打破原有平衡所带来的问题与倦怠感。
从前，时间的分割——上班与下班时间，造就了空间的聚合与离散，决定了同一时间点上聚集的大量个体；而现在传染病不再允许这种空间聚合，原有已经习惯了的时间分割也被打破。事实上，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分割对于现代人而言，同时意味著一种悬置或延迟。当我们在劳动场所这一公领域工作时，几乎所有私人事务被延迟到下班后，个人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从而能将绝大部分部精力用于应对工作。
如今，公私领域渗透、融合，时间分割模糊不清，原有平衡被打破，一些此前延迟处理的事变得不得不给予迅速反应。更进一步，此种情还迫使人们重新适应——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建立新的平衡。
另一方面，同样如包曼（Zygmunt Bauman）所言，网络技术带来了“想连线就连线，想下线就下线”的现代性特质。有网友反映了一类“监工”型老板：只要看不到你，就觉得你在偷懒。因此，时时连线成了保障监督的便利方式，当技术带来的特质遇上人际问题，液态现代性中的不稳定性也成了人们亟需适应的方面。在新的边界与平衡建立起之前，个体因以上现实感到压力陡增，也因无力改变而无奈、沮丧。因此，尽管可以享受远程办公便利，却也时常感到一种不同于在办公室工作的疲惫不堪。
网速与网络硬件下的隔阙与阶级
其次是网络╱数据中介下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平日可自由安排的消闲、社交活动几乎取消，工作、学习突然间全由网络支撑，于是大家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与精神状态也开始由网络通讯的质量决定：有老师因网速影响教学质量而恼怒，有学生为脱轨的网络信号而崩溃。
的确，一方面，有如 Zoom 这种非物质产品，最为依赖的莫过于高速的信息传输技术，这是其得以使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移至虚拟空间的人际关系——不论是接收、互动还是沟通协调，其质量高低也与网络流畅与否有很大关系，不畅通的网络直接影响的是讯息传递与意义传达的缺失。尽管网络技术飞速更新迭代——5G 技术及由 Wi-Fi 4、5 升级而来的 Wi-Fi 6 相继研发、应用，但技术的不稳定性仍不可完全避免；网络使我们得以远程相见，但这种被网络数据中介了的交流从原来只占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如今，足不出户、聚会取消，原有社交方式几乎全由网络取代，此种不适应感也令人倦怠。
更极致的情况是，人们发现，时至今日在大众眼中极度普及且并非昂贵的网络、电脑等电子器材，其实未必覆盖得到一些基层家庭。无力购买这些设备和器材、不懂得如何处理复杂网络程式的群体仍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本就蜗居㓥房、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阶层。“停课不停学”的网上教学安排了，但在接收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可能需要到公共的地方蹭网或向他人借设备，否则随时都会陷入“停学”和失去人际交往的状况。
说好的同理心与人文关怀：科技真的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所谓技术带来同理心和人文关怀，目前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理想状况。技术的确带来便利，在现今的非常规、紧急状态下令人们得以足不出户实现工作、学习；但在实际应用中，人们或许并不感到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被很好的理解和尊重了。更有报道指出，Zoom 等远程生产力程式和通讯工具，在此次应用中更加突显了个人信息泄露等隐患。事实上，由技术产生的伦理问题大多如此，技术的可行性、可实现性仍是开发过程中的首要考虑因素，而其所衍生的问题并没有在设计过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违反此两种价值。
来到远端教学的问题，为何老师、学生都对网络教学不适与存疑？为何我们迫不及待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与同事、朋友们相聚？面对面的真实相处为何对于我们如此重要？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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