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冈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的实践 （下）
在上一回的访谈中，霍夫曼教授提到精神分析在现今文化背景所面对的冲击，以及拉冈有关自我的主体意识问题。而在这里将紧接上篇的内容，同时我们也邀请了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与我们继续探讨有关自我认知的问题、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莫：01哲学特约记者莫修
霍：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冈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学院现任院长，巴黎七大前副校长
杨：杨春强，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第一个在北京开业的拉冈派精神分析家。
认知行为疗法：对“自我”的再教育
莫：这种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以及对形象的自恋在香港社会似乎颇为普遍，甚至成为很多心理问题的肇因。在香港，绝大多数心理治疗从业者（包括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和辅导员）采用的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就和在英美地区一样。您如何看待这种疗法？
霍：我对认知行为疗法也有一些研究。这一疗法以帕夫洛夫的制约理论为基础，并且结合了当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行为疗法，它的目标是依据社会规范去纠正主体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精神分析可以说是互相对立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治愈力主要来自于“再教育”，治疗师对病人进行再教育，从而使他的行为能够适应社会。这是一种针对“自我”的再教育，因为行为主要是由自我掌管的。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的疗法”(une thérapie moïque)：调整自我，使自我更好地管理症状。这种疗法的效果也许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很多治疗师都会提到复发的现象：问题会以原本的症状或者新的症状的形式再次出现。原因是这种疗法只在问题的表面做功夫，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层面的东西。
而精神分析处理的正是主体的存在，从主体的无意识中发现他的症状根源。认知行为疗法也折射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特征，新自由主义不处理“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做，为什么我做梦，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症状。新自由主义只关心如何更好地管理自我和自我的事务，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享乐(la jouissance)。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自我管理。而精神分析关心恰恰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有这样那样的症状，对于我不理解的东西我想要更好地理解，这就涉及到无意识的问题。
二元关系的“死胡同”与爱情生活的“重复”是普遍问题
莫：精神症状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时代、社会环境与文化相关联，而症状的起源──伊底帕斯情节──却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是为什么呢？
霍：精神分析发现的一条普遍定律是二元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是行不通的，无论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二元关系，还是任何其他人之间的。因此，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离开二元关系，走向集体。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让某个第三方介入这种二元关系，它可以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可以是其他人。孩子在伊底帕斯(oedipus)时期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中，二元关系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这是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在各自的实践中得出的一致结论。这个道理就好比攀岩，你要向上爬必须有三个支点：两只脚以及它们之外的第三个支点。在人类社会中，只有三元的关系才是可行的。
莫：在爱情生活中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困扰，比如重复：总是爱上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总是在某一个问题上反复出错。精神分析如何看待爱情生活中的重复？它能否帮助我们跳出这种重复？
霍：在法国和欧洲，很多人来做分析都是因为在爱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他们抱怨在爱情生活中总是反复遭遇同样的失败。而精神分析在这一点上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因为精神分析的疗愈作用正是在于打破重复，从而给予主体更多自由。具体来说，精神分析的治疗会从分析者当下的处境追溯到他的幼年经历，从那里找到一再重复的某种模式的原型。只有抵达这一原型，重复才能停止，主体才有其他的可能。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总是爱上最后会抛弃她的男人，也就是不善待她的男人。在分析室中，她谈到自己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她父亲也常常对她不好。由此，她意识到她交往的男人和她父亲之间的相似性。而正是通过回忆往事，直至在记忆中找到重复的原型，重复才会停止，主体才可能拥有另一种模式的亲密关系。
拉冈的“缺失”对应中国文化的“空”
莫：拉冈在讨论班中多次提到庄子、孟子，他甚至懂得《周易》的八卦，是什么使他对中国文化如此著迷？您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分析有何共通之处？
霍：拉冈曾在著名汉学家程抱一先生那里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程抱一先生确认说，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拉冈的是“空”的概念。我来中国做精神分析的培训已经有三四次了，我发现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冈派精神分析，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易于接受的，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拉冈理论中的“缺失”和中国文化中的“空”的对应性。这是第一个共通点，而第二点则涉及到汉字，这些我留给杨春强博士来回答。
杨：确实，中国的某些古代思想和精神分析非常接近。在《道德经》中，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真理是不可言说的。道家思想中有这样的理解，有些东西是不可说的，既不能被想像，也不能被符号化。拉冈研究主体的精神器官(l' appareil psychique)，他发现，精神器官是围绕著一个疑问而建构的。孩子最早的时候总是想待在母亲的怀抱里。如果母亲去了别的地方，他就会形成一个困惑（当然不是用话语的方式，而是在无意识领域），为什么她离开了？她想要的是什么？拉冈说，我们精神世界的构成正是从这个点开始的。而这个点是“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母亲的欲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她是去工作，去找她丈夫，还是做什么。从这个“空”出发，围绕著这个“空”，我们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就像《道德经》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初的道，就是那个“空”，世界是从这个“空”，围绕这个“空”被创造出来的。在拉冈看来，这个“空”，不是空无一物的空，而是一个“缺失”(le manque)，一个实在的缺失，它的密度是非常大的。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我研究的是拉冈后期思想，也就是主体拓扑学。拉冈的主体拓扑学也是围绕著空建立的，例如莫比乌斯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空，而波罗米结的三个环也组成了三个空。最后，拓扑学研究的是处于连续运动中的不变的结构。这又非常接近周易思想中的“生生之谓易”的观点。
汉字是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关联之处。百分之八十的汉字是形声字，而形声字具有一种拓扑的结构。一个汉字包含想像、符号和实在三界，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精神分析家霍大同先生发现的。他说，无意识像汉字一样构成。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即首先无意识本身具有拓扑结构，其次才有汉字作为其产物而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个拓扑结构。因此，汉字是认识无意识拓扑结构的一种很好的媒介。
精神器官的源泉与动力在道家思想中得以表达，而精神器官的结构和制作又通过汉字得以体现。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之间最根本的相通之处。所以我相信中国的精神分析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去发展拉冈的某些理论。
莫：杨博士提到汉字的实在，这里的“实在”表示什么？
霍：拉冈对“字母的实在”(le réel de la lettre)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他在其中定义了驱力，也就是能指或者言语在身体上产生的回响，身体的回响即是享乐。这最初的享乐的痕迹构成了无意识，并且在其中登录，而这些最初的痕迹指涉的就是拉冈说的字母。字母是书写的实在，是言语的实在面向。拉冈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一旦我们接触到字母的实在，我们就能够从意义中解放出来。这个十分清晰和重要的观点，是拉冈从对汉字的研究中得出的。
杨：是的，拉冈一直在寻找一种文字来代表身体的享乐，最后他在汉字中找到了。例如在中国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书法就好像作画，从中不论是旁观者的我们或者是书法家都很强烈地体验著身体的一种快乐，这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享乐。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享乐而不是通常的快乐，这是因为拉冈发现，人类的语言，包括其言说和书写，是和缺失的痛苦经验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