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冈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的实践 （上）

莫：01哲学特约记者莫修

霍：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冈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学院现任院长，巴黎七大前副校长

编按：提起弗洛伊德—拉冈派精神分析，如今人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可能是它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对哲学、文学批评的影响。而长久以来，它在哲学中似乎总是以丑闻的形式出现。英美哲学质疑其科学地位，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甚至认为它是一门“伪科学”；福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则批判其理论中蕴含的泛性论与逻格斯中心主义。当然，也有不少像齐泽克这样的左翼哲学家，利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实践，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期创立。作为最早的系统化心理治疗实践，精神分析深刻地影响著出现在它之后的各种心理治疗学派。然而，由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精神分析治疗逐渐边缘化，被更为“快速有效”的认知行为疗法所替代。不过，在英美文化入侵较少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精神分析治疗仍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如何看待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精神分析的治疗与当今盛行的认知行为疗法又有何不同？

近日，拉冈的嫡系弟子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在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的分析室中接受了记者莫修的采访，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精神分析的“哲学”与“反哲学”

莫：作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曾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区别于哲学，而如今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它不仅在哲学系被教授，还被用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请问您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哲学化的现象？

霍：虽然弗洛伊德并不把精神分析当成一种哲学，但是他本人对哲学有广泛的涉猎。他深受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影响，布伦塔诺教他古希腊哲学，带给他很多启发。弗洛伊德也是叔本华的读者。不过，他对尼采有一些畏惧，因为他发现尼采的思想与他的发现太接近了。作为一位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弗洛伊德坚决想把无意识的发现与精神分析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当时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确实比哲学家对弗洛伊德的认识论影响更大，不过，这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

拉冈则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结构主义的时代。结构主义运动把语言重新放在首要位置，比生物学之类的学科更重要。语言学是结构主义的范式，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德里达都赞同这一范式。正是以语言学为理论工具，拉冈才能够把精神分析重新建立在话语的经验中，他认识到精神分析的经验是围绕著主体在言说中的分裂——分裂为言说主体(le sujet de l'énonciation)和被陈述主体(le sujet de l'énonce)——而展开的。

在结构主义运动开始后，法国和西方哲学逐渐脱离形而上学的传统。走出形而上学其实是从尼采开始的，他追求的不是像现象学那样对意识作出形而上的解释，而是去实现自我。从德勒兹和瓜塔里，到傅柯，他们都深受尼采的鼓舞，继续探索自我实现的问题，我们因而从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拉冈因为对语言学感兴趣，也追随了这场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拉冈把精神分析重新归入人文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对于结构主义，拉冈曾有一句颇富诗意的评论：“结构主义的生命和玫瑰花的花期一样短”。由此可见拉冈对结构主义并不抱有太多幻想。为什么呢？虽然拉冈和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看作结构，但和语言学家不同的是，他将主体引入了语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结构不是主体的产物，尤其是无意识的主体。就像他的那句名言说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所以我们可以说，拉冈将独特性的概念（la singularité，采访者注：也可以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奇点）引入哲学体系，他认为，当某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反哲学家(l'anti-philosophe)。巴迪欧也加入了拉冈意义上的反哲学家的队伍，某种程度上德里达也一样。

莫：齐泽克可算是精神分析哲学化的领军人物。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霍：齐泽克是在整个结构主义运动之后才登台的。他主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拉冈派精神分析联系起来。他也对精神分析作出一些当代的阐释。他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采访者注：Against the Double Blackmail: Refugees, Terror and Other Troubles with the Neighbours），已有法文译本。这本书很不错，它探讨了当今欧洲人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移民和极端化。后者指的是新型恐怖主义。齐泽克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分析了上述两个问题，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这本书也在分析家中引起讨论，他们认为齐泽克很好地阐释了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及其存在状态，他也向我们展示，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排除主体的独特性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其进行批判。

莫：在您看来，作为临床治疗的精神分析和作为哲学的精神分析有何不同？

霍：当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待自身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可以作出不同的回应。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寻找答案，这时精神分析理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哲学体验，或者我们也可以进入精神分析的临床，从自己的无意识中寻求答案。两者是不同的路径。精神分析的临床不同于任何赋予意义的实践，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因为精神分析临床的目的恰恰是将现有的意义颠覆，从而抵达构成主体命运的独特性。

无意识：通向另一种知识与另一种认同

莫：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奉行个人至上的理念，而这里的“个人”等同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那么，精神分析是如何看待“自我”的？

霍：拉冈提出的“回归弗洛伊德”就是从“自我”这个概念开始的。拉冈认为“自我”是意识和理性的领域，因而，自我是一个掌管者，不仅掌管身体，也掌管意义的交流。他还提出“镜像阶段论”(le stade du miroir，采访者注：stade一词在法语中既有“阶段”又有“体育场”的意思)，自我有时会以奥林匹克体育场或者堡垒的形象出现在梦中。拉冈和弗洛伊德都把自我比作身体和精神的堡垒。所以，我们很快可以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发现自我的局限，而这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比如，一个强迫症患者会告诉我们，“我知道我的症状很荒谬”，也就是说，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症状。然而，理性思考并不能让这些症状消失。他的症状揭示出理性的局限。他因此来找分析家，为了获得另一种知识，一种理性之外的知识。这另一种知识便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他甚至认为无意识才是我们最好的知识。分析者希望获得关于他的无意识的知识，以便重新组织意义和理解自己的症状。

莫：与“自我”紧密相连的是我们的“身份”或者说“认同”的问题，精神分析对“认同”又有哪些看法？

霍：拉冈明确区分几种不同形式的认同(l' identification)。首先是自我认同，它在镜像阶段的时候形成。当孩子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成为了自我的原型(la matrice)和外壳。随后，通过认同哥哥、姐姐或者其他人的形象，即通过想像认同，孩子以自己最初的身体形象为内核，发展和建立了他的自我。这是第一种的认同，对理想自我(le moiidéal)的认同。拉冈非常明确地将它区别于另一种认同，即符号性认同，也就是主体对他者的某一特征的认同。这里的他者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类似于价值观的抽象概念。比方说，我可以认同我的国家推崇的某种理想，把它作为我存在的意义，一辈子投身于这个理想。这就是一种符号性认同，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对太一痕迹(le trait unaire)的认同。

如果主体停留在对形象的认同中，无论是自身的还是他者的形象，那么他就会不停地寻找下一个更理想的形象，并且认同于这个形象。从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对形象的认同是无止尽的，它会让主体离自己越来越远，就像有些病人说的，这种认同把他们变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想像认同停下来呢？只有通过符号认同，因为它指向的是自我理想(l' idéal du moi)。主体通过认同他者的某种特征，从而形成某种理想，这个理想能最终带领主体超越对形象的自恋式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