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美术馆《未来与艺术展》(下)：身体伦理与变革中的社会｜胡雅雯
作者｜胡雅雯
透过前两篇文章，我们跟随六本木森美术馆现时展览——《未来与艺术展》，回顾了兴起于1960年代的日本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得以复兴的条件，透过生物艺术作品看到艺术与科技密切交织的趋势。刚刚过去的2019年，无疑既是技术改变生活又带来持续恐慌的一年，当自然物与文化物被科技进步造成的后果模糊化，甚至取代时，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又将因此产生哪些概念、方法与政治实践上的变化？艺术又将如何呈现反思？
森美术馆《未来与艺术展》（上）：未来都市与新陈代谢主义的复兴｜胡雅雯
科技对身体、社会的改造及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可以说是赛博朋克到后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关注，此次展览亦聚焦于此。为了令观者对技术带来的身体扩张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森美术馆特意在展览空间内设置了一个名为生物工作室（Bio-Atelier）的实验、创作环境，令参观者可在其中看到多个制作中的展品，这也是日本艺术机构布展的首次尝试。
蒂姆特・施特贝（Diemut Strebe）的作品《Sugababe》（2014），采集了梵高后代的 DNA，并以此为根据，运用 3D 生物打印再现了梵高切下的左耳。他希望通过梵高这一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来思考当下人们对于基因编辑从而改造 DNA 的渴望。阿基・海恩斯（Agi Haines）也通过基因设计婴儿模型《变化》（Epidermal Myostomy）系列作品，表达了这一关注。这不由使人想起，自2018年末持续发酵至2019年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方面引发了大众对生命伦理的焦虑，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学术和科技伦理的担忧：学者、科学家以科学理性作为掩护，为了科学成果不惜成为忽略人伦的“科学狂人”。
而在技术对社会变革的部分，罗萨诺－黑梅尔（Rafael Lozano-Hemmer）和乌迪奇科（Krzysztof Wodiczko）在馆内开辟了名为《焦距馆》（2015）的体验型艺术装置——观者进入房间后，一举一动都将被监控镜头记录，投射在空间被的墙壁上。这意味著，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面部被聚焦，同时呈现出一些数据信息；进一步，电脑会将你和其他来馆者的脸进行比对和配对。位于门口的墙壁，展示了经由数据配对的结果。这一装置表明了数据监控时代的两个特点：一是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采集可以是非接触式的，这意味这一资讯可以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收集；二是，因此而来的自动化决策直接促发无所顾忌的监控暴力。
此外，与大数据相关的作品《冥想：用60分钟观看“万物”简史》（Deep Medit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Almost Everything in Minutes, 2018），其材料来自图片共享／分享网站 Flickr，让人工神经互联网机器学习带有“万物（everything）”这一标签的照片，然后在此基础上由人工智慧自动生成出谁也没有见过的风景。事实上，基于 Flickr 等同类网站，加之人工智能合成演算法制作的合成图像、影像已使现实社会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最经典的一例便是将荷里活明星的面部，置换于色情影片中。当我们连亲眼所见的都无法信以为真，便导致了情感主宰判断的“后真相”社会，它将社会信任撕得粉碎，亦将公众带入以情绪与立场驱动的敌对，未来它又将驱动怎么的群体现象？
在此，何谓自然？人工创造的新生命能否当作是演化（evolution）？为了符合人类需求，人工进化的界限在哪里？大数据将衍生怎样的社会伦理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但相较于未来都市和生物艺术部分，展览这部分的前瞻性就明显要弱得多。首先，许多艺术品及其反思，早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里已有探讨。其次，艺术家对于技术带来的主体性争议的理解，有时也较为模糊，例如：何谓主体性？只要有人类生物属性就可视为主体？相反，成为身体一部分的机械装置就必然是客体，必要恐慌？更重要的是，其所呈现聚焦于技术达尔文主义的变革社会——或更明确地，后人类社会——的意涵相对单一。这亦反映出当今我们面对后人类问题，更愿意关注狭义的技术与人关系的层面。但事实上，如果将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放入科技史的脉络中来看，一方面当下技术进步的速度与变革程度，可能未必算得上巨变。另一方面，对基因编辑等身体改造和大数据下极权社会带来的、最基本的恐惧，其实仍是来自源于“客体／物”对人性的异化以及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从根本上来说，也并没有超越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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