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没用了？批判布希亚的《生产之镜》｜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简介
众所周知，尚．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尝试糅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当时盛行的符号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现象；中期，布氏回头审视自己早前依赖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批判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晚期，这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发觉无法抵抗纷乱繁杂、无所不在的各种拟象，只能在现代媒介形塑的超真实（hyperreality）中默默旁观。本文针对布希亚中期的理论专书《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下称《生》）。此书极为重要，布氏透过它正式与马派批判理论告别，转向晚期的理论兴趣。《生》的结论是：马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没有击中资本主义系统的要害，它还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产物之一；故此以它作批判重心的马派，暗底地滋养了资本主义却不自知（补：难怪布希亚后来在《论诱惑》（Seduction）中更进一步，大力评击马派的哲学核心——辩证法）。由于布希亚的批评实在叫笔者震惊，所以我会先总结布氏的论点，继而尝试逐点反驳（其中也有些认同处），以捍卫马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理性。
布希亚的论点
一）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批判很有问题。在《资本论》卷一中，马克思考究商品交换的起源，划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引伸出相应的“具体的劳动力”与“抽象的劳动力”来揭露“商品拜物教”（令人迷惑的、形上学般的商品二重特性）一直掩蔽的商品价值的真相。原来一切归根于商品原来的“使用价值”被市场逻辑压抑，并加诸以人类的“抽象劳动力”为单位的计算量；商品方可在同一结算单位中，彼此互相交易。然则，布希亚认为事实恰巧相反，是“交换价值”产生了“使用价值”。据此，马克思是（不自觉地）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逻辑回望前资本主义时代。所谓“原来”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交换逻辑所衍生的幻觉，是回溯性思维构成的结果。换言之，根本没有实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逻辑（消费主义）塑造出来的东西，达成“剌激消费”的效果。商品交换逻辑的运作原则等同于能指（signifier）运作的原则：符号世界的能指总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能够直达所指（signified）。事实上，所指只是构成指涉意向的幻象，能指只能连结另一能指；能指为了抵达所指，只好不断地延伸下去，形成无日无之的能指链。同样地，商品交换逻辑透过树立“使用价值——具体的劳动力”的结构性幻影，得以无限扩张、不断生产，形成庞杂的商品网络。
二）劳动生产与人“类”本质的问题。恍如“使用价值——具体的劳动力”，布希亚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劳动是人类的类本质”及“人类把自己与动物分际，并定义自己为劳动者”等，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衍生物。据此，马派理论只是一面镜子，把生产逻辑投射至古代社会中去。于是，布氏糅合他心仪的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社会学家牟斯（Marcel Mauss）二人的理论，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易逻辑是耗费，也就是毫无意义的“没有逻辑”。如果我们理解的交换是一对一的，并且祈求施予会有后续的意义承接，这种属于现代社会的生产逻辑，并非古代社会所追求的。布氏又认为“劳动者”、“劳动的类本质”等想像，是承自宗教形上学、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人本理论及启蒙运动等的精神残渣，这些想像充其量是人类为了自我满足的夸大妄想。然后，布氏十足地模仿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及霍克凯默（Max Horkheimer）《启蒙辩证法》的口吻，认为启蒙只是以人本主义取代宗教形上学，它建立在宰制自然、追求技术化的新蒙昧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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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说到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逻辑自我分裂的辩证操作：资本主义作为“正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反题”彼此交缠，为它们同样膜拜的“生产”提供赖以运作的空间。故此，“生产”才是需要批判的对象；在第一点提到的商品生产过程，它不过是“生产”逻辑的其中一种面向。
最后布希亚声称，倘若马克思早年断定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业已完成（俗话说：“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继而转向批判政治经济学；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早已完成，寿终正寝。据此，马派论者应当别再执迷不悟，而应追随布氏的步伐，转向其他范畴进行理论斗争。布希亚在书中暗示，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情况，符号学关切的符码生产编制（能指的运作原理）或许是适当的批判对象（补：当然，布希亚自己后来推翻了这一主张）。
反驳
纵观全书，可见布希亚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其他马派理论家混同起来了，甚至将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互为使用。全因布氏犯了一个毛病，他不自觉假设著一个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cation theory），认为可以从各色各样的马派理论系统中抽取出一套大统一理论，也就是马派理论的普遍法则。由始至终，布希亚一直拼尽全力攻击这个（被他假设的）普遍性的东西。然而，笔者认为事实恰好相反，借用晚年维根斯坦（the later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概念来说明：根据各地政治经济处境构成的不同马派系统，它们有著理论上的相似特征，方可彼此相连，仅此而已。事实上，既然各种学术范畴的统一理论假想，皆难逃结构性谬误的命运，故此马克思主义的大统一理论也从不、亦不应存在。遗憾的是，看来布希亚自己也中了他一度批评的基督宗教形上学的遗毒（视万物背后有统一的、包罗万有的神灵）。
由此，布希亚自以为攻击了所有的马派理论，其实不然。譬如说，书中批评人本主义（或称为费尔巴哈主义的残渣）的部分，我是表示赞同。但我仅认同批判“人本主义=宗教形上学残渣”的部分，对布氏把人本主义等同“劳动之类本性”的做法不敢苟同。在此，我相信晚年的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也一样认同。他为1967年重印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写了新版序言，其中，卢卡奇批评年轻的自己把无产阶级的醒觉意识，视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客统一，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自在自为之主体（being-in-and-for-itself）等结论，是过份地夸大事实。他认为这种论调决非颠倒了的黑格尔，甚或为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之本质”的复辟了。造成以上结果，卢卡奇认为是从前的自己侧重黑格尔式的“整体”观，忽略了具体的劳动生产所致。故此，晚年的卢卡奇反对自己从前的信念，还有跟它相似的左派人本主义观念，因为它们与马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不符。另外，我们千万别忘掉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根据他在《保卫马克思》（For Marx，1969）和《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1970）里的精湛研究显示，马克思的思路并非如一条直线般发展，而是经过多番知识上的范式转移（沿用阿氏的话：认识论的断裂），也就是经历内在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与割裂，方可产生出相对完备、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资本论》。据此，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必须划分为不同时期，例如阿图塞把《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判断为马氏费尔巴哈主义时期的著作，是年青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理论、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的理论成果。透过这项理论生产的工作，尽管马克思有效地脱离了黑格尔的影响，但这阶段的他仍未发现费氏人本理论的自身问题，故不能粗疏地与《资本论》的理论视作等同。总括而言，上述事例证明了不是所有马派理论都拥抱人本主义；甚至有部分人主张，人本主义也是马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对象，所以两者不能儿戏地混同。
来到“具体的劳动生产”的论题上。布希亚的论述重心不在质疑“商品二重性”，而是“劳动生产=文字意义的生产原理”。老实说，笔者首当其冲想到：哪怕布希亚脑海里的能指链，能在没有物质基础下无限伸延，他的身体机能最终还是停止运作，黯淡离世。可是这句话非常无礼，我必须收回（但它包含了一定的真理，下文详解）。对于布氏将人类的劳动“生产”和文字的意义“生产”混同，笔者只能接受为文学修辞上的类比手法。打岔说一句，布希亚把性质、内涵皆非的生产活动视为等同，化作同一项“生产”单位下的两种事务，便即构成了马克思划分“‘具体的劳动’与‘抽象的劳动’”一样的分际；布氏同样在两种不同的活动中，强行抽取出名为“生产”的抽象概念（或本质）。所以布希亚又犯了他一度挑剔的毛病。总之，布希亚之所以提出以上的文学类比，只因他犯了堪称“后结构主义者的唯文字论”的错误；更甚者，他才是被能指的生产逻辑控制而不自知的人。就此，笔者只须简单地反问一句：谁说劳动生产一定对应著一项对等的成果或意义？事实上，它可以是毫无结果，亦即空无意义。所有农民都知道农作物会因天气恶劣而失收，所有畜业者皆知更好的生物控制技术也没法确保胚体可茁壮成长。一句话：人类付出的劳动不一定有对等或更大的回报；资本家也深知上述道理。既然劳动生产不一定有成果，相对地，资本家的投资也不能确保有对等的回报（所以才有“投资风险”这回事），无论是投资生产或投资商品都一样。如果说刚才的过程是投资——生产商品的过程，亦即 G—W；同样地，马克思提出了的“商品的惊险跳跃”，它体现在 W—G' 之上，亦即资本从商品的第一形态（W），“跳到”资金利润（G'）之上。换言之，资本家从投资生产后购入得来的商品，即便它被放到市场上贩售，却因各种原因没法诱使消费者花费购买，导致资本未能变回资本并产生利润，难产收场。综合而言，由于整个资本的生产过程：G—W—G'，它是从头到尾都充斥著惊险的跳跃成份（补：只不过马克思把生产商品的风险归给劳动者承担），故不能与简单的文字意义生产——能指接替能指的无限位移过程相混淆。由此可见，把劳动生产视作“必然地产生一项对等的结果或意义”绝非主流的见解，唯有被“能指的生产逻辑”冲昏头脑的人（即布希亚自己）才会这般设想，并误当为事实。我甚至可以模仿布氏的论证方法，指出“原始社会的耗费”是今天资本主义逻辑回溯成的假想。因为它承载的反意义逻辑仍然对应于“有意义”，所以是受限于今天社会的意义逻辑框架之内，是论者不自觉地把当今社会运作的原理投射在旧物之上，它决非原始社会的真正原貌（当然，我的真正立场是认为这种“真实的原样 vs. 回溯性的假想”是没意思的。难怪日后布希亚走至另一个极端，认为当今的拟像世界是再没有原本、真实的原貌）。
《资本论》：资本是加强与压抑分裂的悖论 (09/14)
进一步地说，观乎《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的基调，劳动生产从不是问题所在，那是人类赖以存活的基本方式；资本的疯狂累积才是导致各式灾难的原因。如果布希亚认为生产过剩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及马派理论膜拜“生产”导致的结果，为何他不指责“资本的人格化承担者”：垄断产业的资本家呢？正因为他们要从一国之内赚取消费活动得来的利润（劳动者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达致资本累积的目的，才造成生产过剩的恶果。更何况，有别于刚才提及的简单资本生产模型（G—W—G'），今天资本疯狂累积与增长的形式，已演化成某种奇特的二重性。它一方面脱离了物质条件（比如：美元脱离金本位、期货买卖，期权买卖及债务基金买卖等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反过来影响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并促进资本继续增长。换言之，当今资本的增长模式比生产逻辑更接近——后结构主义者喜欢挂在嘴边的——能指的运作原理。然而，两者只有类似，仅此而已。毕竟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资本的运作原理来得更复杂。由于没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帮助，布希亚只能以文学类比的形式，描述资本的无限增生现象，就像文人雅仕为美丽的日落黄昏写诗一样，无力探究迷人现象背后的底蕴。
总结
由于 一）人本主义不等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布希亚极其量是批评了部分马派系统的人本主义因素；二）能指的运作原理没法替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它只能局限地处理符号学、文法意义学的问题；充其量，这门方法能理清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相关理论内的部分文法句构问题，仅此而已。所以，布希亚的方案不能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