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青春》：社会系统问题与制度暴力下的“生还者”｜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按：本文写于8月11日之前，笔者的一些想法已经更变。另本文不代表 01哲学 立场】
近日香港警民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警方与示威者互相仇恨和鄙视（据说，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公开地称示威者是“蟑螂”（曱甴）），让我想起《怒火青春》（法语：La Haine，直译意思为“仇恨”或“憎恨”，下称《怒》）。这一出95年公映的法国电影，是马素・卡沙维治（Mathieu Kassovitz，但相信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从他担当男主角的《天使爱美丽》（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得来）的自编自导处女作。它为当年仅得27岁的卡沙维治，赢得了该届康城影展的最佳导演奖，好不厉害。据说，卡沙维治是从美国黑人导演史碧克・李（Spike Lee）的作品《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下称《为》）获得灵感，然而，他扔弃了《为》的鲜艳色彩，改为冷峻的黑白色为基调；同时，仿效《为》的社会关怀，卡氏把镜头聚焦法国的穷街陋巷。就此，笔者大胆地说，《怒火青春》和汉尼卡（Micheal Haneke）的法国电影《偷拍》可以二合为一：倘若《偷拍》呈现了社会上流（资产及中产阶级）眼中的法国，恬静、和谐的中产生活表象下存在暗涌，那些一直被压抑著的——来自社会下流的，或是个人不光彩的往事——残渣偶尔浮现；相对来说，《怒》是一个“平行宇宙”，它为观众呈现了低下阶层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贫民窟居民眼中的法国（一个污浊不堪、动荡不安的烂地方），是为法国出口的文艺电影中罕有的视域，也是《偷拍》一片（的世界观里）所指的“被压抑之物”。
《怒》的故事围绕三位年轻人，分别是阿拉伯少年 Said、犹太人 Vinz，及黑人青年 Hubert，他们都是住在贫穷郊区的“街坊”，整天不是在街上流连，便跟帮派分子混。面对这班小混混，市长视之为蟑螂般的存在（补：蟑螂的比喻，完美地包含了“被压抑之物”的特性，叫人愤恨又恐惧。首先，依其习性，蟑螂喜欢潜伏在不可见的黑暗之中，譬如床底或厨房里的空隙。人们的基本共识是，只要牠们不露面，哪怕蟑螂是客观上存在于家中暗角，我们仍可主观地预设牠们不存在。但当一只蟑螂在家里的可见之处现身，随即激发我们内心的恐惧：蟑螂真的存在！不仅表示牠们连群结队，包围著我们的家居而生，还证实了人们没法穿透、未能掌握的黑暗空间是确然存在的。换言之，我们走过的每一块地砖，当中的每一道裂缝，均充满危机。这一种柏克莱式——存在即被感知——意识形态，正是齐泽克所说的“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的认知程序）。为整市容，市长周不时命令警员，驱逐在公屋天台上消闲的小混混。重点是，主角住的地区连日发生了暴动，全因警方滥用暴力。在一次扣押行动中，警方“误”把一名无辜青年打至昏迷重伤，送院急救，危在旦夕。与此同时，警方在行动途中，掉失了一把警枪，怀疑被示威者取去，弄得人心惶惶。故此，电影弥漫著极之抑压的气氛：警民互相仇视、互不信任。观众可以感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擦枪走火，整个贫民区便压力爆煲，衍生大规模的杀戮或暴力镇压。伤者是 Vinz 的好友，偶尔拾到警枪的他，在 Said 和 Hubert 的陪同下，浪荡街头，游移在黑市卖枪，或是杀警复仇的念头之间。
也许，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暴力学（原理详见笔者的下列文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电影的氛围之所以如此绷紧，因为它有效地描述了一股客观的暴力。换言之，事情已不是个别示威者、个别警察的死伤问题，已达致更广泛、更全面的程度，并牵涉每一名警员、任何一位贫民的性命。
另一方面，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我们可将之定性为系统的暴力：这是一个国家治安机器加害平民的过程，他们以执法者的名义，行驶私刑、动用暴力，势把人变成“奉公守法”的良民。所以说，无需血花四溅的影像（主观暴力），观众一样感受到咄咄迫人的暴力。那么，争执的两方可以互相沟通，继而化解危机吗？根据洪席耶的歧异论（原理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社会的不同阶层是没法沟通的。
准确地说，“政府或管治阶层要聆听市民的声音”、“上层社会和低层社会要好好交流”等类似想法，对洪氏而言，只属乌托邦式幻想。犹如戏里的其中一幕，一队记者团队特意去贫民区采访，试探暴动实情和伤者情况，结果惹来 Vinz 及其他居民的反感。最后，双方交涉无果，摄影师唯有纪录 Vinz 向镜头说脏话的情况。就此，尽管记者们自命客观，自觉不抱立场，但他们的产物终究是偏颇的。除了取镜及节目时限等“物理”因素，限制了纪录内容，以致没法“还原”全面的、清晰的事况；更重要是，记者暗里预设了第三方的存在：一些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新闻报导的城市人及其他中上流人士。故此，正如记者的提问可见，郊区贫民一早被设为跳梁小丑般的存在，记者及其读者是以奇观式的心态观之，是故 Vinz 等人的发言权早已报废。洪席耶的想法是，任何沟通方案，包括代议政制，都是（自觉又好，不自觉都好）试图消除政治的治安手段。然而，一些看似消极的行为，却是唯一有效的沟通。比方说，Vinz 向镜头说脏话，著实是表达了他的意见，只是上流人士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罢了（因为双方的语境不同）；另外，街头冲突作为一种政治的表现，亦可视为示威者向没法理解自己的当权者的交流方式。
欣赏更多《怒火青春》电影剧照：
在电影的结尾，因为一次失误（注：不剧透了），连一直充当超我角色（负责压制情绪容易失控的 Vinz）的 Hubert，也拿起枪来，决意为好友报仇。由此，我们不得不问，电影岂不是鼓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道理吗？非也，《怒》的激进之处，不是它播放了 Cut Killer 的 hip-hop 歌曲〈Nique La Police〉（直译意思：“操你妈的智障警察”），不是它呈现了警察、市民反抗及大围捕等影像（上述种种只属主观的暴力）；而是它呈现冲突双方陷入困局：无论是 Vinz 又好，被整的警员也好，Hubert 都好，无一不在“施害者”和“被害者”的身分之间回转。也就是说，当被害者的，以施害者的施害方法回击时，新的受害者随之诞生；然后，双方继续互相攻击，大家都自视为“受害者”，皆把责任推给（自己眼中的）“施害者”一方，没完没了，不断循环。就此，非洲印裔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补：多得友人介绍，笔者才得知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研究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殖过程中，提出了“生还者”的概念，以便我们跳离“受害者——施害者”僵化的二元对立。借此，除了不再彼此指责为罪人，贫民区的居民和警方必须共同承担大家的责任，同时承认双方都是社会系统问题的受害者。道理很简单，难道贫民不是政府施政失效（及保障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而致吗？同时，警方不是被强行夹在示威者及政府之间，作政府的烂头卒，沦为两边不讨好吗？一切的起因，是日积月累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加上政府不擅调整所酿成的灾难。总之，贫民和警方都是政府施政无效（及各样社会问题）的生还者。换言之，恰似刚才的记者视点，难道《怒》不是同样的预设了既定立场吗？它一直是以郊区贫民的角度，向观众呈现“作为受害者的平民”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跳离电影赋予的视野框架，才能打破警民仇恨的圈子。
最后，正如电影的结局，本文也以 Hubert 的寓言作结：“这是一则有关社会坠落的故事。每下降一毫米，社会都会自我安慰说‘目前还不错’；再下降一毫米，社会仍然说‘目前还不错’。问题不是你为何坠落，而是你选择怎样著陆。”
评分：4.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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