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Koslowski｜你的文化如何 你的技术亦将会如何【技术人文】
作者｜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
译者｜毛怡红等
技术思想与技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著生活秩序，以及现代社会生活自身的意义。现代社会往往将技术看成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将文明称为科技文明，并将科学与技术当做文明的本质。如果说，对于科技文明的生活条件之研究，构成了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那么从文化上把握技术进步，则成了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学及艺术的总体任务。
按照技术导向的社会科学观点，技术决定著人的生活方式与活动世界。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条件关系中，技术的发展是引数，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因变数。从技术的格局来看，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在技术决定社会与文化的观点上，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致的。技术—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著生产关系，能源利用的发展决定著社会的自由程度与发展。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指出：“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社会进化是科技进化的结果。”文化发展过程与能源耗费并行不悖，在稳定甚至降低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要取得文化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的。
这种文化上的技术决定论，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经济上的与逻辑上的。从经济学上我们知道，不仅物质可以通过能源代偿，而且物质与能源也可以通过知识来代偿。能源的耗费和生产成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成正比，它取决于技术与经济知识。我们可以期待，随著知识的增长，用少量的能源也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近年来在联邦德国，生产每一千马克国民生产总值，所需的能源耗费正持续下降。作为文化发展指标的财富增长与文化发展，本身跟能源消耗的增加并不相关。
“技术决定文化”这一理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概念，而且是普通的概念误置错误。一个范畴不应该在它不被允许、且无意义的领域中被使用。然而在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设想中，技术和文化概念仿佛完全属于不同的现实领域，当中技术原因在物质世界中决定著精神世界的文化。但是，技术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它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会发展里文化作用的要素。技术是人的精神活动世界。它不像自然那样是“自己”形成的。技术所包含的知识不是由外在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人发现、揣摩、“构想”出来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技术是跟理性、正确知识相关的创造性行为。技术是在外部世界产生的东西，但跟自然界产生的增长相反，如果没有行动者，它就不会产生；亦跟实践、以及自身具有目的的行动不同，它还有著外在于行动的意义。为此，可以说技术有两种意义：技术不是必然现象，因为它是人造就的；技术取决于正确的知识。技术的缘由、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人。人的目的决定著技术的形态与方式。在一个对节约使用车辆不予重视的社会，会出现吞噬大量汽油的巨型汽车，而一个节约的社会将使汽车的模式更精致化。人座架技术的种种目的，决定著技术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这些目的并非“本来”如此，也不仅由人们的生存目的决定；这些目的更多是由对于美好生活与关心美好生活的观念——即由文化观念共同决定的。文化也决定著选择甚么样的目的，而技术便是为此目的而发明并创造出来的。
另一方面，技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正如海德格指出，技术是去蔽（希：aletheia／德：Unverborgenheit／英：unconcealment）、让真理显现的形式。技术向自然提出挑战，揭示其规律。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实验会安置自然，使自然“以某种可计算、在数学上可确定的方式展示自身，并且使之作为一个资讯系统成为可预定的”。知识生产与技术生产紧密相关，甚至两者根本就密不可分。科学和技术，即创造知识的两种形式，也就是揭示先前未知事物的两种方式。两者去蔽的方式有著不同的特征。自然可能遭到科学与技术的挑战，或者受它们的呵护。海德格首先将他那个时代的技术看成座架（德：Gestell／英：enframing），看成对自然挑战式的座架，为的是使技术作为贮备（德：Bestand／英：standing-reserve），让它服务于人的目的。海德格在此设想的，是拥有制造能源、储存能源的机器。海德格将技术对于自然无所顾忌的座架，看作人与自然的真理之间的危险错置。因为这里真理只是作为一种座架，作为人的工具，而不再在是其所是的丰富性上显示自身。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仿佛一切存在的东西及真理，都只是靠人的力量才成为这样。在一个完全技术化的世界中，人遭际到他所面临的一切，但所知道的只有他自己。也就是说，只是人之所能够达到的那些东西简化了后的形式，即作为自然之挑战者与世界之缔建者的人。
在当代发展中，有呈现出另一种非挑战性的技术：物质能源的短缺，日益驱使人们消耗自己的精神能源，即按照“用资讯能源、知识能源可替代物质能源”的规律行事。不只存在物质—能量当量，而且物质与能量两者皆可由智能代偿和节省。动力机被智慧机替代，旧式的工业劳动被新型的后工业劳动替代。资讯处理机不将自然于为能量供应者并强迫自然为人工作；相反，它在生产过程中用资讯取代了物质能源。它节约能源，并可能唤起与启用自动催化过程。虽然资讯处理机和自然的交往，相比单纯动力机器和自然的交往显得更节省、更灵活，但它并不一定如此发生作用。技术跟自然、跟人是如何打交道的，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人对自然提出的问题，取决于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人利用自然、揭示其规律的目的。技术去蔽方式是文化的方式，带有人的自我感知、目的及社会性之烙印。在知识和技术之前，已存在著知识和技术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定著通过技术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与提出问题的方式。同一个社会可以培育不同的技术方式，采取哪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技术知识与技艺的发现、奠定和传承，有它们的文化前提。在一个社会的技术与文化发展中，两者的实践与知识传播的分工都不可分割地紧密关联。如果传播文化和技术的部门互相割裂，我们就会感到在两种“文化”中──即在技术—自然科学文化，以及精神科学—艺术文化，两间之间会出现不平衡。
尽管技术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并且属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对待人与物的技术性和文化性的方式，却必须加以区分。如何区分技术之思和文化之思？文化的拉丁文词根“cultura”，是培育（Pflege）的意思。西塞罗（Cicero）只在培植客体的意义上才使用“cultura”这个词，如动物的培育、灵魂的培育等等。文化在其本原意义上同耕种、养殖的农业【编按：英文为 cultivation】相关。文化即是对某种尚未有人时就已存在的东西──如植物、动物──的培育。技术则创造出没有人便不能存在的东西。技术创造人的活动方式，文化则使自然之物与给定之物得以完善。这些自然之物不是无根据地出现的，技术让某种先前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文化则是对本身已经形成的东西进行培育。
现代艺术，尤其是抽象艺术，就表现出同海德格的技术定义──让遮蔽的东西显现──的亲似性。现代艺术想构造、揭示某种迄今尚未发生的新东西──而不只是完美地表现艺术形象。抽象艺术完全脱离物件，是视觉领域中的一种纯粹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实去蔽的构想，这种去蔽是由技术──艺术实现的。技术把真理作为对原先遮蔽的东西之去蔽，这是一种恰当的真理理论吗？人果真能在这种完全技术化的世界中，依凭技术“现象”生存下去吗？海德格关于真理的技术理论，只热衷于真理的澄明（德：Lichtungen／英：clearance），即让先前遮蔽的东西在显现中豁然澄明。如果技术和艺术只是把真理的澄明引入存在之去蔽，事物的全体则仍处在黑暗中，在澄明中我们知道的只是事物的片断。技术向我们澄明的不过是人和物的关系的一部分，即人们的实践旨趣、去蔽的认识与行为指向物件的那一部分。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实验中，自然只回答对它提出的特定问题。当人的环境，也就是造成我们的行为可能性的环境，完全被表现为技术知识的结果时，人所遭际的就仅仅是人自己及人所去蔽的产物，而存在物仍遮蔽地处在显现出的东西的后面。
同技术的“使之显现”相反，通往现实性的文化、培育之路由此出发：存在物有它自然而然的形式与状态，并且它趋向成为现实。文化培育要促使那些本身是现实的东西完全展开。与技术相反，文化是在情境性及多重目的性上建立起来的。通往现实的文化培育之路，在于理解真理不仅是事物或生命的特征，及目的的显现与澄明；真理还是关于人或物，作为其构成部分的整体关联的构建。在这种关联中，人或物的形式通过其自身意义的目的所实现。情境就是对其总体关联显现的认识：即认识这些关联在事物自身的形态上，以及它所处的目的中是怎样的。与那种将真理看做澄明的真理技术论相反，存在的情境性和真理的趋近理论，要求考虑事物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及对应关系。技术性和艺术性工作的目的和周围环境的目的、副作用之间的协调关系，也该得到澄清。人与物的教化是对其自身潜能的培育与完善。
通往现实性的教化过程与技术过程不同，它既要考虑到人自身的行为对行为关联整体的副作用及反作用，同时要顾及事物自身的权利，即承认这一事实：事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技术目的与旨趣，而表现著一种内在的目的及合目的性的特征。教化与培育就是现实的去蔽。但是，这种去蔽不仅考虑主体的目的，而且考虑客体的目的。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物件，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物件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注意力作为想像力和想像欲求，是道德伦理的开端与文化的起源。一个事物的整体，如果我们不在技术实验中给它强制性作用，它就不会显现自己。人或物的真正形象必须通过对情境的关注、通过对物件整体的想像、通过“培育”才能形成。
以培育的方式对待人和物的文化观念，立足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必须尽可能敏感地、有教养地考虑到知识与行为的副作用，考虑到我们的目的与物件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及技术，跟存在相适应，必须使之能嵌入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智慧产生效益，但不是培育性的，因为它只注重前者的作用。它只顾及主要作用的效益，但行事并不缜密，带有断然的、直线式的印迹，因而本质上是非培育性的，因为它从不注意物件的本来存在。它只具有通晓其活动的主要作用的聪明，却没有洞察其行为副作用的智慧。它不顾及存在的反作用，而存在自身有它的自身权利（德：Eigenrecht）及自身秩序。
这里涉及思想的灵活性。思想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者及行为者意识到事物本来就有它自身的精神形态，并且他们试图向这种精神形态“积极靠拢”。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述的“世界可知性”不过就是依据：世界在其本原上和本质上有它自身的结构，世界是作为可知事物而被创造的，而且智慧（sophia）、创造世界的智慧就隐蔽地存在于世界自身中。我们只能去认识那些在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是在重新发现它。如果我们在认识中不能重新接受那些在世界上、在理智实体中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世界、对纯粹物件的认识就会化为泡影。
以上曾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兼顾行为的副作用及物件目的性的行为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思想的灵活性和文明的技术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例中得到解释：第一，医学中的副作用。医生的治疗不仅必须考虑到药物直接的主要作用的效力，而且必须顾及其整体作用。第二，在经济学中，副作用被视为外向性概念而加以研究，这种外向性常常超越了直接的经济合同所确立的作用。外向性包括我们的经济行为对第三者及环境的影响。比如，为提高收获量，巴伐利亚（Bavaria）曾搞过土地重新规划，后来突然发现，许多生物群消失了，并且失去了从前那种能使生物以自然方式生存的空间。为此，人们不得不把土地重划改过来，人工地恢复这些生物群。这是关于经济现象中的副作用的一个例证，是一个技术的、而非文明的经济行为的例证。第三，教育中的副作用。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任何关于教育、教学的观念，都指向其唯一的主要作用：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这种技能作为目标是现代课程设置的基础。这种教育观忽略了教育本来的程式。这个程式在于，要考虑知识中介过程对于教育物件的副作用，要注意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他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甚么后果。如果教育中的这种副作用及反作用并没有被一并考虑在内，学生就会被教育成木偶或只会接受知识的书呆子。
从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副作用的做法，以及必要的各种知识形式中可以看出，在权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增长的同时，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和忍耐力也不断增强，这样，权力、技术的增长才会得以控制。因此，对我们行为的副作用之思考，包含了对我们行为之忍耐力的因素，这种思考以对反作用的忍耐为前提，而反作用是主体的行为从环境、从存在中体验到的。
选自《后现代文化》，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原题为〈技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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