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乐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下）
01哲学编按：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是研究传播媒介与传播理论的先驱，对于提出“媒介即是讯息”的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影响甚深。本文选自《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的同名章节，他提出任何记录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区分为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两种，并以此为主轴，疏理西元前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媒介及文化史。
作者｜哈乐德・伊尼斯（Harold Innis）译者｜何道宽
西元前五世纪和西元前四世纪，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彼此相对隔绝。此后却是希腊影响的又一轮入侵。此时，丰富的希腊文化阻碍了罗马文化的发展，使之把精力集中在它力所能及的方面，尤其是集中在法律上。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制度变迁中，在律师的活动中，在机制创新以便适应调整的需要中，都可以看到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西元前242年，第二号执政官的席位设定给一位外省人。这说明与外族日益扩大的贸易是何等重要。虽然文字更加普及，但是执政的形式还是更加灵活。执政官上台伊始，就根据已经变化的需要来发布自己的政令。父权制的崩溃，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合同这种“最贪婪的法律文书”形成了。财产的观念被分离出来。个体观念的出现，使人关心共和国，使人对国家这样一个法律观念产生兴趣。到了西元前一世纪中期，文字的影响显然反映在对法典的需求中了。到了西塞罗（Cicero）的时代，人们满脑子想的，已经是法律和口头传统中的先例。西元前54年，元老院（Senatus）办了一份官方的公报。它迫使议员讲话时考虑广泛的公众，这就形成了一种朴实的文风。西元前52年，法院限定法庭陈述的时间，又加强了这个趋势。适应公众要求的拉丁散文，是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加图兄弟（Cato brothers）和西塞罗的讲演中形成的。这个口头传统吸收了东方斯多葛学派（Stoic School）创始人的哲学，罗马法受到普世主义要求的影响。罗马风俗受到批评，法律的宗教和仪式性质受到削弱，平等得到提倡，严刑峻法有所减轻，主观意图受到强调。
罗马法适应口头传统，罗马军团又攻无不克，罗马帝国自然能够扩张。和迦太基的战争使罗马和希腊化（Hellenistic）的国家产生接触。在马其顿，继亚历山大而起的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把希腊城邦变成自治市。但是，希腊城邦麻烦不断，这就使罗马人能够在西元前168年摧毁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于是罗马人就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新的都城。他们还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创造了一个新的地下神塞拉比斯（Serapis）。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抵消旧都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俗语系统和硬管笔受到鼓励，从而损害了僧侣书写体和软管笔。罗马人控制埃及之后，他们采用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阿塔罗斯王朝（Attalid dynasty）在帕加马（Pergamon）修了一座图书馆，以便抵消托勒密王朝的威望。托勒密王朝禁止向他们出口莎草纸，所以他们不得不大规模使用羊皮纸。阿塔罗斯王朝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西元前204年，他们把《伟大的母亲》（Magna Mater）的抄本转送给罗马人，这是他们友好关系的见证。塞琉西王朝（Seleucid Empire）继承了波斯王朝的问题。波斯王朝的统治，遇到了波斯、巴比伦和希伯来等地宗教不同的麻烦。塞琉西人试图引进城邦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终于失败。这个王朝崩溃了。罗马也成为这个不幸遗产的继承者。
罗马帝国向东方扩张的结果，使它充分感受到希腊的文化成就。它把大量的希腊藏书搬运回国。莎草纸从埃及流传进来。书籍贸易发展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建立起来。文字的流布引起了编制法典的兴趣。官僚行政机构冒出来。帝国取代了共和国。皇帝不得不面对过去那些文明帝国曾经遭遇的问题，他也不得不依靠东方帝国使用过的解决办法。对皇帝的崇拜越来越重要。过去拥有绝对王权的君主，都遭遇过改朝换代的问题。他们企图确保对时间的控制，但是改朝换代的问题，对他们始终是一个威胁。这个威胁加强了军队和官僚行政机构的力量。
由于法律的影响，个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因为帝国内部的法典越来越严厉，个人就转向东方宗教。排斥异教的努力逐渐土崩瓦解。波利比阿（Polybius）说，过去罗马帝国结为一体的原因是人们对神的敬畏，可是这种敬畏已经无法承担统一的重任。贵族企图维持国家的传统宗教，对抗新的宗教倾向。可是这意味著一个阶级要向广大的民众宣战，要和“那些没有社会威望的人的宗教感情”（韦伯语）发生冲突。东方的军事战役之后，密特拉教兴起了。西元前274年，奥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皇帝修建了一座神庙，献给“无敌神”。他认识到东方宗教是获得政治拥护的基础，但是这又使泛希腊主义的敌视态度死灰复燃。于是皇帝不得不接受一种更加适合希腊人要求的宗教。罗马帝国不能给希腊和波斯架设联系的桥梁，因为希腊人拒绝接受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罗马被迫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接近波斯模式的政权。后来，帝国分裂为操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和操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这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要求。伊利里亚山脉妨碍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帝国东西两部的首都，就像后来的阿尔卑斯山阻挡了建立一个把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和义大利联系起来的首都一样。
罗马帝国官僚机构的发展，以及它对广袤国土进行管理的成功，都有赖于莎草纸的供应。这种媒介的偏向是显而易见的。莎草纸被官僚机构垄断，它不能找到解决帝国第三种问题即时间问题的办法。一种新的媒介浮出水面，以解决莎草纸的局限问题。耐久的羊皮纸抄本弥补了容易破损的莎草纸卷的缺陷。有了羊皮纸之后，基督徒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希伯来经文，就可以积累大量的基督教文献了。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西元前231年之后，在凯撒治理的地区建立了基督教学术中心。这些因素都钳制了巴比伦僧侣的影响。塞琉西王朝曾经鼓励巴比伦僧侣的影响，以钳制波斯宗教的影响。西元前125年，巴比伦陷落之后，巴比伦宗教曾经和波斯宗教妥协。228年之后，波斯萨桑王朝（Sassanid Empire）支持这些东方宗教，阻止了罗马帝国的扩张。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挑选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以便在这里照顾基督徒的利益。由于得到基督教会的支持，罗马帝国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终于解决了。在和官僚机构的关系中，长期积累的莎草纸的偏向，由于转向使用羊皮纸而被抵消了。羊皮纸成为一个力量强大的宗教组织的传播媒介。帝国承认基督教之后，接著就出现了对异教的严厉镇压。
历代皇帝都企图把君士坦丁堡建成为文明世界的中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情况尤其如此。他们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制定了一部民法典。这使他们和罗马及亚历山大城产生摩擦。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在《法规汇要》（Digest）的序言里，对法律的描绘和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描绘是一致的。这些一致之处有：神的发明和天才，理性人的意见，有意无意做错事的赔偿，再加一个总体的契约。全体国民共同生活，都遵守这个契约，以此决定恰当的言行。然而，地理的隔绝加重了宗教的分歧，使东罗马帝国受到波斯人和以后的阿拉伯人的攻击。
伊斯兰教的传播切断了莎草纸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出口。西方用羊皮纸取代莎草纸的时间，大约是从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兴起到墨洛温王朝衰落的时间。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它适合一个集权政府的需要。相反，羊皮纸适合非集中化的农业经济。羊皮纸耐久，用它抄的书查检方便，所以它特别适合大部头的书，尤其是《圣经》和法律书。反过来，抄写大部头的书又很困难，所以其产量很受限制。大部头书籍不多的小型图书馆可以修建在很多地区。因为主要靠莎草纸卷保存的文明的材料，必须要用羊皮纸重新抄写，因此就兴起了一个彻底的审查制度。异教的著作受到忽视，基督教的著作则受到重视。“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数量庞大的文献遭到如此彻底的毁灭。”“凡是《圣经》之外的知识，只要它有害，就宣判死刑，凡是它有益，就加以收录。”“世俗学问被禁，神学研究优先，罗马取得支配地位。”围绕羊皮纸的知识垄断重视宗教，损害了法律。
羊皮纸这种媒介适合修道制度从埃及向欧洲的传播。大约在520年，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创建了修道院。他强调规章制度，把保存书籍作为修道院的神圣使命。他追随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给“西方的修道制度赋予学术的倾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学术在西方还是衰落了。学术复兴的到来发生在西方的边缘，发生在爱尔兰独立自治的修道院中。传教的热情开花结果，修道院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相继建立，七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也建立了修道院。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的支持使复兴的势头更加迅猛，阿尔昆（Alcuin）修士应召从北英格兰的约克郡到查理曼麾下效命。英格兰和法兰西北部受到丹麦人入侵，但是欧洲大陆的修道院已经抄写了英格兰的羊皮纸抄卷，而且用罗马的抄本补足其不足。耐久的羊皮纸抄本可以长途运输，可以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拜占庭帝国试图阻止伊斯兰教的影响。它诉诸基督一性论，禁止偶像崇拜，抨击修道制度对经济生活的消耗。东方对伊斯兰教的抵抗，加大了伊斯兰教在西方的压力。但是，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732年成功地堵住了伊斯兰教在西部的扩张。其终极的效果表现在东方和西方的割裂。在西部成功阻止伊斯兰教扩张的鼓舞之下，罗马教廷与卡洛林王朝结盟，强烈谴责东方的偶像崇拜反对者。为了夺回西部，拜占庭皇帝在775年放弃了关于捣毁偶像的争论。后来，查理曼大帝也禁止偶像崇拜。797年女皇爱琳（Irene）在拜占庭帝国登基，可是查理曼和罗马教廷根据萨利法（Salic law）认为，皇位仍然空缺，于是查理曼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查理曼关心政府的效率，表现在他努力改善教会控制的教育机构，表现在他推出了高效而统一的文字，即小写字体。但查理曼实现欧洲统一的努力，受到挫败，因为他实行日尔曼人的一种制度：继承人平分财产。在阻止丹麦人的影响的过程中，巴黎出现了一个权力核心。在打败马扎尔人（Hungarians）的过程中，德国也出现了一个权力核心。神圣罗马帝国蚕食罗马教廷的势力，接著出现了宗教改革，形成了强大的传教士组织。羊皮纸成为通用的媒介。凭借这个媒介，基督教逐渐建立起了对知识的垄断。
知识垄断激起了一种新媒介的竞争。这个新媒介就是中国传到欧洲的纸。中国人发明了用碎布造纸，用毛笔写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历史悠久，约四、五千个字，用以满足一般的需要。“使彼此不能通话的人能够交流，用笔，而不是用舌头。”用汉字通话的效果，使中国人不用再去开发字母表。
精妙的文字，为仕宦阶级在管理帝国中的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反过来，少数的治人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鸿沟，又导致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婆罗门对知识的垄断建立在口头传统之上。这种传播的局限，又导致了佛教的流布，因为它强调的是文字，这对下层阶级有吸引力。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入侵印度之后，佛教受到鼓励。但是，马其顿帝国（Macedonia）衰落之后，婆罗门的势力在印度复兴，佛教势力被迫出走中国。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由于国家的影响和儒家经典的大量刊布，儒家势力壮大。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却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因此从1280年到1368年，它受到蒙古人统治。
伊斯兰教向东传播之后，造纸术传入西方。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在巴格达建都以后，造纸业大发展，给强烈的学术兴趣提供了基础。被逐出教门的聂斯脱利教（Nestorius）兴办学校，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翻译成古叙利亚文。529年，查士丁尼在雅典关闭了聂斯脱利教兴办的学校，其中的学者被迫迁居波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巴格达成为翻译中心，大量的希腊文、古叙利亚文和波斯文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在九世纪，巴格达的威望刺激了希腊学问在君士坦丁堡的复活，也激发了拉丁学问在西部的复活。希腊学问在君士坦丁堡复活以后，西罗马对东罗马抱敌视的态度。东西两个教会产生竞争。与此同时，东部教会的传教活动使东正教传入保加利亚。一方面，东正教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俗语。另一方面，西部的教会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俗语。书写斯拉夫语的西瑞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发明了，这个基础使斯拉夫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强调世俗的学问。1054年，东西教会终于分道扬镳。阿拔斯王朝衰落，塞尔柱突厥人开始活跃。1070年，耶路撒冷陷落。罗马教廷拒绝给拜占庭皇帝提供说明，并组织十字军东征。东征最终失败，十字军无法维持对耶路撒冷的控制，被迫退回君士坦丁堡。自1204年到1261年，君士坦丁堡臣服于拉丁国家。1261年，希腊人又把它从十字军的手里夺回来。
造纸术从巴格达流传到西方。1258年，蒙古人攻占巴格达以后，造纸业只集中在西部一些中心。十三世纪后期，义大利开发了造纸术的新工艺，纸的品质大大改善。十四世纪，造纸术又传入法国。因为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大城市是主要市场，于是纸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靠近城市，是否有充足的水和动力。1275年前后，商业革命兴起，纸的产量随之增加。义大利商业都市的活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对阿拉伯人传来的纸张的宗教偏见，也随之瓦解。随著城市、大教堂和大学的发展，乡村地区修道院的知识垄断，也受到削弱。
纸张的传入使巴格达兴起，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对学问的关注，也是造纸术传入的结果。西班牙有许多图书馆。夺回摩尔人占领的西班牙城市之后，欧洲人就可以利用书里的哲学、数学和医学内容了。接触亚里士多德以后，阿奎那（Thomas Aquinas）试图调和希腊古典与基督教教义。形式逻辑的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被吸收进正统的观念。教会企图控制大学里的学问，又试图控制俗语本《圣经》的传播。起初，教会迫害韦尔多派（Valdesi）等异教和阿尔比派的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接著又组织了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然后又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十二世纪，研究罗马法的兴趣复兴，这就加强了罗马皇帝的地位，但是宗教法的制度化又抵消了他的影响。尽管教会企图控制学问，但纸张的增加和贸易的增长还是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通俗语日益重要，律师的地位上升，这就加强了政治组织的力量，而不是基督教组织的力量。罗马教廷被迫迁居法国阿维尼翁的时期（1308-1378），法国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英格兰的敌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英格兰，罗马法没有留下甚么印记，普通法却表现在陪审团制度和议会制度之中。再者，英法战争之后，法庭更加鼓励人们用通俗语。在知识垄断的情况下，基督教组织强调的是对时间的控制，而知识垄断是以羊皮纸为基础的。后来，纸张和羊皮纸唱起了对台戏。贸易和城市的发展，俗语地位的上升，律师地位的日益重要，都要依靠纸张的支持。纸张加强的是民族主义的空间观念。
先是修道院垄断知识，接著是大城市的抄书匠行会垄断知识。大部头书籍的价格不菲，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机器来对书籍进行再生产，结果就是德国人发明印刷机。当时的德国处在抄书匠行会把持地区的边缘位置。法国的集中控制方针使之不善于逃避行会的垄断，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却比较能够逃避行会的控制。手抄本哥特字体美观，适合印刷，这些因素使人们对与印刷术相关的发明感兴趣：油墨、大规模生产的统一字钉、快速运作的印刷机。义大利的纸张供应充足，政治上的分割又和德国类似，所以许多印刷工人迁居义大利的城市，于是罗马字体和义大利字体就出现了。巴黎的印刷业迟至1469年才出现，英国的印刷业还要晚一些。几千年积累的手稿印制出来。到了十五世纪末，印刷人开始考虑能否开辟新的市场。出版商的商业主义取代了印刷人的技艺。通俗语给新作者和新读者提供了机会。小开本的书和小册子开始取代大开本的书。在英格兰，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避开了与欧洲大陆印制的拉丁文书籍的竞争，努力拓宽自己的市场。他在《百科全书》的序言里说：“那种正在形成的英语，在说话的时候，在各个郡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把这本书的规模压缩一下，翻译成我们的英语，不是用我们粗俗的语言，也不是用奇特的语言，而是用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在德国，德语抵制了巴黎法语形成的那种经院气息，这就突出了对神秘思想和通俗语言的传授。坎普滕的汤玛斯（Thomas à Kempis）的话反映了当时的人对经院哲学的攻击：“但是，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智慧还有甚么用呢？”“由于缺乏训练，脑子才转向理性。”（亨利・亚当斯语）在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抵制教会的侵蚀，保护了音乐。社会对通俗语感兴趣，罗伊希林（Reuchlin）和伊拉斯谟（Erasmus）之类的学者又关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研究，于是就出现了路德和廷代尔翻译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圣经》。俗语版《圣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注经和争论。注经和争论用的是小册子和传单。对《圣经》的直解成为异端和宗派之争的根源。
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印刷业的活跃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国却出现了对异端出版物的镇压。巴黎大学的权威和法兰克福书展，与莱比锡出版中心的兴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图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在十六世纪的法国，学问走下坡路。但是，俗语得到了蒙田（Montaigne）和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支持。1539年之后，法语成为官方语言。法语的影响，在围绕胡格诺教派（Huguenot）的争论中表现出来，关于胡格诺教派的争论见诸南特敕令。法国成为第一个允许异端者享受民权的罗马天主教国家。法国的政策是限制本土的出版物，同时却鼓励纸张的出口。那些鼓励出版自由的国家，从法国纸张出口的重商政策中得到了经济“补贴”。禁止出版物走私越来越困难。在神圣罗马帝国，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en）镇压走私出版物的活动。随后，许多印刷工人就涌入荷兰，普朗坦（Plantin）即为其中之一。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进展，它建立了大型的铸字工业。印刷业发展的同时，邮票印制和邮政业也发展起来，安特卫普成为金融中心。1576年，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摧毁，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随之上升。1579年的乌德勒支联盟（Union of Utrecht）拥有充足的财力，所以它能够抗衡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要求。
在英格兰，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推行专制主义，压制印刷业，但鼓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修道院遭到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现象不复存在，接著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改革。印刷机成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为平地”。摆脱萨利法而获得的自由，使妇女可以问鼎御座，鼓励了宫廷文学。对印刷的限制促进了人们对戏剧的兴趣，促进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口头传统的繁荣。
到了十六世纪末，字母表的灵活性和印刷术的发展，使不同种类的俗语文学发展起来，这就给产生欧洲分裂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基础。十八世纪的法国继续奉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压制出版物，鼓励出口纸。1685年，法王撤销南特敕令，熟练的造纸工人被迫移居国外，英国与荷兰的造纸工业因此而得到发展。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却引进更为有效的造纸术。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贝尔（Pierre Bayle）和笛卡儿即在其中。这些学说对十八世纪后期的批评产生强烈的影响。在荷兰，铸字成为一种产业，埃尔择菲尔家族（Elzevirs）这样的公司开拓了欧洲的印刷品市场。在英国，对印刷业的压制对内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商人数增加，他们使用更多的印刷机，以求降低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煽动叛乱的读物，于是又引起新一轮的镇压，以至于在内战期间产生了大量引起争论的出版物。强调《圣经》的同时，出现了对印刷业的限制，出现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和经院哲学的攻击。人们对当代人感兴趣，科学和自然神论随之兴起。1662年建立的皇家学会，关注科学的发展，推动英语的改良，以使之成为散文的载体。皇家学会要求“像数学一样简洁明快的语言”，它拒绝“一切放大、离题和臃肿的文风”。
对印刷业的压制使英国人不像法兰西那样重视语言。固然，英语词典逐渐编辑出版了，但英语不足以准确表达欧洲大陆的法典。印刷业和得到改进的传播加强了国会的代议制。对压制政策的回应，是短小的通讯和咖啡馆的兴起。国会的绝对权力抵制国王的绝对权威，并摧毁殖民地根深蒂固的普通法。国会的权威成为公共信誉的基础。1689年革命之后，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同年废除了执照法。随即出现了大量的报纸，第一份日报于1701年问世。在极盛期，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蒂尔在才智与美德的长期灾难性的分裂之后，终于使之互相妥协。“在才智与美德分家的时期，放荡使才智误入歧途，疯狂使美德步入旁门”。手摇印刷机的局限导致了政治小册子的混战。1712年的印花税也随之而起。低价售出的印刷品不堪重税，印刷商被迫印制短小精悍的周刊和月刊。1728年，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艺术与科学大词典》（Cyclopæ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问世。对政治作品的限制，加速了其他作品比如小说和儿童读物的发展，也加速了图书馆的建立。1710年的版权法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但是，1774年的法庭裁决，又根据普通法否决了永恒的版权。这个裁决摧毁了对出版物的垄断，鼓励大批小本经营的出版商重印图书，这就支持了庞大的旧书业，迫使大型出版社集中印制昂贵的出版物。相比而言，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作家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受到格拉布街的牵制，而是得到大学和罗马法背景的支持。他们集中精力写哲学思辨性的著作，比如休谟（David Hume）的哲学著作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著作。苏格兰王室关心的是出版司各特的小说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在英国，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首相下台以后，政治审查制度也逐渐消解。纸的产量增加。卡斯隆（William Caslon）之后，英国摆脱了荷兰铸字业的垄断。反对张贴的立法出台以后，对广告的依赖日益增加，所以报纸的版面也日益加大。伦敦城抵制国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这是对威尔克斯（John Wilkes）和朱尼厄斯（Junius）的支持，他们争取到了出版国会辩论稿的权利。国会议员奥利维尔（Alderman Oliver）说：“每当国王、上院和下院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时，我就要反对这种权力。”报界抨击“国王、上院和下院三位一体，携手反对英格兰”。新闻报导取代了社论和朱尼厄斯的文章。作者之所以要用笔名朱尼厄斯，那是“因为没有必要遭到全国最坏最有权势的人的嫉恨”。虽然有这样一些进步，沉重的赋税、诽谤罪官司的威胁还是束缚了报纸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教会在革命期间存在的问题加强了自然神论的立场。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抨击又弱化了教会的地位。浪漫主义的大门洞开。卫斯理（Methodism）和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两个教派的对台戏随即开场。
与英国本土对文学的兴趣伴生的，是殖民地对文学的压制，所以殖民地被迫在报纸上下工夫。殖民地需要印刷商出版州议会制定的法律，随之而起的是印刷商对报纸和邮政的兴趣，他们尤其关心的是鼓动人们反抗对出版业限制。他们紧追从英格兰进口的议会辩论稿。1765年，政府对低价书报征收印花税，遭到民众反对，他们要求废除印花税，而且取得成功。威尔克斯和朱尼厄斯对议会绝对权威的抗议，在殖民地得到了充分的传扬。报纸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权利法案》中得到承认，这个法案保障新闻自由。对普通法的依赖意味著拒绝议会的绝对权威。由于不能在绝对依赖和绝对自由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大不列颠帝国开始分裂。在具有绝对权威的英国议会里，罗马法的影响显而易见。其结果是，英国与强调普通法的殖民地，可能会发生冲突。
在法国，日益加强的集中化对君主的行政能力构成了沉重的包袱。出口纸张和限制本土出版物的双重努力，越来越不平衡。这就促进了荷兰和瑞士印刷业的发展，使书籍走私禁而不绝。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等人，越来越激烈地抨击对出版业的限制。以英格兰钱伯斯的《艺术与科学大词典》为蓝本的《百科全书》，成为抨击君主制的弹药库。革命爆发之时，报纸就成为思想的大炮。革命之后，拿破仑建立了一套审查制度。整个十九世纪，为新闻自由的斗争持续不断，既有进展，也有倒退，进展的结局是1830年的革命，倒退发生在路易·拿破仑的手中，进展发生在共和国期间。新闻记者和政治人物一样，扮演积极的角色，结果造成法兰西政治史中的动荡。
狄德罗：现代《百科全书》之父 (10/05)
英国对法兰西革命的恐惧，在对报纸征收的重税之中显而易见。造纸用上了机器，印刷也用上了机器，对报纸却实行限制的政策。结果使媒体侧重于素材，而不是新闻本身。期刊、杂志和书籍日益重要，于是就出现了减少纳税和邮费的要求。1830年的法国革命比较温和，接著是英国议会的几次选举法修正案。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优惠税收保护的《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伦敦和殖民地的报纸在数量和发行量上，都迅速增加。电报的发明，打破了伦敦受到铁路强化的垄断地位。1868年之后，电报促进了边缘地区和伦敦的竞争。人们认为，德国人在教育上的成功是他们1866年打败奥地利的原因，也是他们1870战胜法国的原因。这促成了英国人1879年制定的教育法案，新的读者群随之产生。纽尼斯和诺思克利夫探索新新闻的新市场。在新期刊、廉价小说和文学经纪人的面前，巡回图书馆的垄断销声匿迹。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倚重文学，与此相关的是报纸对知识的垄断。这个垄断地位受到优惠赋税的保护。与此同时，美国却没有版权的立法，这就迫使美国作家倚重新闻业。纽约的出版商比如哈泼（Harper）使用蒸汽船的运输线，依靠英国文学的巨量宝藏，将英国文学作品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1852年，出版商和书商如塞路斯・菲尔德公司反对搞国际版权公约。美国人对新闻的倚重成为美国新闻业的特征，美国新闻业受美国《人权法案》的保护。这就给技术发明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这些技术发明有：快速印刷机、铅版浇铸法、整行铸排机、木浆造纸术。正如在英格兰一样，电报摧毁了政治中心的垄断地位，摧毁了政治权力，这对内战的产生，不无作用。技术发展对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新新闻产生了影响。从美国传来的技术摧毁了欧洲的统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无影响。卑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说，英国之所以不能加入欧洲外交的核心圈子，那是因为它要对议会负责。新新闻的出现使它在这个方面更加无能为力。俾斯麦的态度表现在这句话中：“决不要相信任何一句话，除非你看到它受到诘难。”这句话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新闻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国早期思想生活的先驱们，留下了一笔领导艺术的遗产。1832年之后，国家继承了这笔遗产，最终形成了没有生气的官僚阶层。在寻找新闻的过程中，诺思克利夫（Alfred Northcliffe）使用前所未有的电报和私营线路，把巴黎作为庞大而廉价的新闻源泉，结果使法国的影响更加有力。在报业、电气通讯、普及识字和普选权的环境中，法国王朝内阁政治的外交机构和手腕，运转不灵。印刷业倚重的是自决，自决产生分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把分割的影响记录在案。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著，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是它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和危机的特征。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纸张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François Guizot）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选自《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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