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乐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上）

01哲学编按：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是研究传播媒介与传播理论的先驱，对于提出“媒介即是讯息”的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影响甚深。本文选自《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的同名章节，他提出任何记录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区分为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两种，并以此为主轴，疏理西元前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媒介及文化史。

作者｜哈乐德・伊尼斯（Harold Innis）译者｜何道宽

克罗伯（A. L. Kroeber）教授在《文化发展的构型》（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6）中，描绘过西方文明史各个阶段广泛的文化现象。他在许多地方做了暗示，解释文化成分的相对长处和短处，不过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我打算做一点补充，就给他当一个注脚，仅此而已。在此过程中，我准备探讨一下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媒介的特征，目的是评估传播媒介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媒介或是倚重时间（time-biased），或是倚重空间（space-biased），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一旦我们冒险做这样的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其间的文化有一定的偏向。对其他文明偏向的兴趣本身就可能暗示，我们自己有偏向。我们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文明所用的媒介的性质。我们的了解，要看其是否能够保存下来，或者是否能够被发现。考古发现就是这样的情况。黏土和石头上的文字比莎草纸（papyrus）上的文字，能够更加有效地保存，因为物质产品突出时间和持久性，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之类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种偏向：倚重宗教问题，忽视空间问题，尤其忽视行政和法律问题。现代文明和报纸广播有密切关系，在考察其他媒介主导的其他文明时，现代文明自然有视觉偏向。我们只能敦请大家注意，我们必须始终警觉这种偏向的涵义。也许我们可以希望，考虑其他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这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文明的特征抱更加谦虚的态度。也许我们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有何特征。也许我们可以说，它广泛的渗透性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埃及文明似乎受到尼罗河特性的强烈影响。由于利用定期泛滥的河水，自然就要依赖一个绝对权威的统一领导。有人说，西元前4241年，埃及人发现恒星年以后，能够计算出新的历法，从而避免太阴历遭遇的困难。恒星年年历的发现和使用，使宗教节日固定。这就促进了绝对王权的建立，也把欧西里斯（Osiris）和太阳神拉（Ra）的权威强加于人，把尼罗河和太阳的权威强加于人。君主制度在空间上成功控制了埃及以后，对万世千秋的关注，即对时间的关注，就应运而生。永生的观念加强了君主的地位。木乃伊的制作和金字塔的修建，成为强调时间控制的手段，同时出现的还有葬礼中的象形艺术和象形文字的雏形。君主饬令依赖的口语本身，也具有创新的有效性。墓葬中的文字使这种有效性永恒不息。这样的装饰演变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逐渐向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拼音文字前进。到了美尼斯王（Menes）时代（约西元前3315年），许多字元已经具有纯音符的价值，而且逐渐按照拼音文字书写。君权神授的独裁制度，终于在西元前2850年产生了象征绝对王权的金字塔。私有财产不复存在，一切可耕地非王土莫属。

以石头和象形文字为核心的知识垄断，受到莎草纸的挑战。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新媒介。西元前2540年之后，国王的权威开始走下坡路。王权的衰落也许和太阳历的发现同时发生。僧侣阶级用太阳历来克服恒星年的缺点，恒星年每年要多出一天。自此，国王的地位下降，从伟大的国王降格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太阳神崇拜的主祭被推崇到主神的显赫位置，日光城成为僧侣权力的中心。寡头政治取代了绝对的王权。约西元前2000年之后，普通人获准参加宗教仪式，他们也可能长生久视，可以享受政治权利了。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虎口同时向人打开，“一种驾驭人的桀骜不驯意愿的最有力的工具”就设计成功了。莎草纸和软管笔日益普及，僧侣书写体和职业抄书人也同时出现。文字和思想因此而世俗化。读书写字普及以后，国家的行政管理随之而延伸。这场社会革命的结果，是传播媒介从石头转为莎草纸，僧侣阶级地位日益重要。这就给埃及文明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使之暴露在入侵者的锋芒之下。这些入侵者装备了有效的进攻性武器。西元前1660年至西元前1580年，入侵者建立的喜克索斯王朝即“牧人”王朝夺取并统治埃及。但是，埃及的文化成分促进了力量的重组，资源的调动向著驱逐入侵者的目标前进。马的引进，轻型马车的使用，不仅使埃及统治者赶走西克索人（Hyksos）人，而且使之征服大量的领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政治组织的拓展包容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民族，这反映了用时间办法解决空间问题的行政管理。于是，国王就不得不解决政权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于是，日面（the solar disc）崇拜应运而生。这种崇拜提供的帝国宗教，表示埃及人和外族人的区别。但是，埃及没有解决强大僧侣阶级的敌视问题，所以帝国还是慢慢走向衰落，并且最终被亚述人（Assyrian）和波斯人征服。难以书写的象形文字支撑的知识垄断，抗拒变革的要求，终于使埃及帝国寿终正寝。莎草纸的供应充足，宗教又对文字产生保守的影响，所以象形文字维持不变。辅音符号的出现，主要是用来转写外国人的姓名和词汇。口语越来越和文字脱节，尽管伊坷拉顿（Ikhlaton）曾经努力使之接近一些。

和尼罗河文明相对，两河流域缺乏团结的必然要求，所以它一早就出现了若干个神权政治的城邦。在这些城邦里，神庙的首席僧侣直接代表神。这些城邦的发展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表现出读写文化的成长过程。凭借读书写字，复杂的计算系统使人能够彼此交流，后代也可以看懂这些计算系统了。黏土作为书写的媒介，隐含著一些必然的结果。这些泥版难以运输，有促进非集中化的倾向。潮湿的泥版上刻字比较困难，象形文字因而消失。约定俗成的符号和程式化的楔形文字模式随之产生。和黏土刻写相关的硬笔应运而生。这里的语言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汇，字元的开发要满足简单和一致的需要，以确保分散城邦的交流。寺院财产和贸易的管理，自然要在早期文字的发展中突出数学的作用，又在以后的发展中强调抽象过程的作用。

寺庙财富的积累引起城邦之间的竞争和战乱，因此而出现了军事领袖和军队。宗教组织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与此相对的空间控制问题，使权力向国王的集中必不可少。对广袤的领土进行控制，必然要求权威的委任，必然要强调法律，以抵消宗教组织的嫉妒。摧毁旧都城，建立新都城，以增加国王的名望，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被征服都市的神祇被放在征服者的神祇之下。苏美尔（Sumer）帝国的最终崩溃，闪米特入（Semites）侵者的胜利──政治组织遭遇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苏美尔帝国的文化制度在外族的统治下顽强地保留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闪米特入侵者把各个城邦主神的地位重新做了安排。

巴比伦（Babylon）上升为新的都城，汉摩拉比（Hammurabi）的改革，是闪米特民族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君主集权有利于宫殿建筑的发展，君主们喜欢用石头雕刻，把石头作为铭刻的媒介，尤其喜欢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其意图是建立庞大的帝国并使之协调一致。征服者的语言不能和被征服者的语言统一，但是征服者还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字。汉摩拉比把闪米特语定为官方语言。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但是他们的书面语言却是苏美尔人的非闪米特文字。征服者的需要加速了文字的定型。“苏美尔文字是词本位，阿卡德文字是以音节为本位。”苏美尔语固化为僧侣阶级神圣的语言。汉摩拉比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有共同的成文法、共同的首都、共同的历法。统一的度量衡促进了辽阔领土上的贸易。60进位制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这种进位元制对分数很方便，英国至今还在利用其优点。24小时计日的进位制保存至今。

在操亚利安语（Indo-Aryan languages ）的几个民族的统治下，略有修正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保留下来。他们的战争工具更加有效，尤其是战马和战车。这些入侵者在西元前1740年攻陷巴比伦，统治巴比伦，直到西元前十三世纪末尾。北方地区没有充足的书写材料，比如黏土，虽然这些地区也建立了政治组织，但是他们找不到解决时间问题的有效办法。西台人（Hattian）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他们有一个强大的都城，一套四通八达的传播系统，可是他们在西元前1150年进攻巴比伦，却久攻不下。亚述人成功地颠覆了西台人的联盟，把阿拉姆人（Aramean）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靠的是骑兵和西台人开发的铁制工具。亚述人帝国的组织以行省为基础，行省由总督管理，总督收缴贡赋。西元前729年巴比伦陷落，万神殿又重新排序，亚述人的亚设神（Ashur）身居众神之首。巴比伦的宗教和文化力量强大，所以亚述人发现它难以管理。西元前689年，亚述人毁掉巴比伦，在尼尼微（Nineveh）建立一个图书馆，来收藏苏美尔人的文献，试图以此建立一个有威望的都城。他们入侵埃及，于西元前674年把埃及变成一个行省。然而，事实证明，管理两个强大而迥异的宗教中心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西元前612年，尼尼微城就被毁掉了。

亚述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许多不同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民族，摧毁了阿拉姆人的城邦。亚述人大规模驱逐异族，以根除当地小规模的文化。这些政策大大地促进了贸易。西元前十二世纪，骆驼驯化之后，骆驼商旅的线路得以延伸。帝国版图的扩大，促进了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反过来，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又要求高效率的文字，阿拉姆文字日益加强的主流地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亚述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许多不同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民族，摧毁了阿拉姆人的城邦。亚述人大规模驱逐异族，以根除当地小规模的文化。这些政策大大地促进了贸易。西元前十二世纪，骆驼驯化之后，骆驼商旅的线路得以延伸。帝国版图的扩大，促进了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反过来，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又要求高效率的文字，阿拉姆文字日益加强的主流地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知识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僧侣组织的支配，受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这类复杂文字的保护。知识垄断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发展。摆脱这些知识垄断的现象，发生在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区。在这些地区，原始民族中新兴的语言需要简单明快的表现方式。西元前1500年之前，闪米特民族在和埃及人的接触中，显然在巴勒斯坦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然后在腓尼基（Phoenicia）海岸边完善了这个字母表。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莎草纸，又熟悉苇管笔，所以这些处在边缘的闪米特人能够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简单的符号，并抛弃其中复杂的成分。喜克索斯人的入侵显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南部之间制造了一条壁垒，使阿拉姆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分道扬镳。阿拉姆文字的演变和陆路贸易有关，它要一套简明规范的字母、可以写在羊皮纸上的字母。腓尼基文字的演变，要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这和莎草纸的使用有关。腓尼基文字把人类语音分解为代表22个辅音的基本成分。

灵活的字母表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腓尼基商贸中心的兴起，如此，依靠独特语言的一些小国应运而生。西元前1200年之后，巴勒斯坦地区说的话可能是希伯来语（Hebrew）。口头传统有了文字记录，而且埃及人对文字神圣的强调也反映在希伯来人留下的文献中。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重视雕塑，这反映在希伯来人对偶像的禁止中。于是，文字取代了雕像。对文字抽象的专注，为血缘关系走向普世道德铺平了道路，为反对绝对王权的先知铺平了道路，也为强调一神教铺平了道路。法律被收集起来，编制成法典。《旧约》之类的文献扎根，开花。亚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捣毁了地方上的圣所，西元前621年之后，他强调耶路撒冷是唯一的圣所。亚述帝国陷落之后，巴比伦人开疆辟土，于西元前586年夺取了耶路撒冷。

波斯人占有长弓长矛这类新武器的优势，还有改良后的拼音字母的优势，他们迅速建立了一个取代亚述帝国的波斯帝国。在僧侣的支持下，居鲁士（Cyrus I）于西元前536年成为巴比伦国王。西元前525年，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又把埃及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亚述人统治两个风格迥异的宗教中心所遭遇的困难，由波斯人继承下来。但是，他们采用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困难。他们容许臣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神祇和宗教。西元前539年，犹太人从巴比伦囚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犹大城（Judah）成为一个有效的宗教组织的中心。波斯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系统，其基础是一个道路网和一个邮路网。他们用驿马维持地方和首都之间的通讯联系。帝国划分为三个总督辖区，每区由三位官员治理，总督、都督、国务秘书各一位。三人各自为政，直接向都城和国王负责，由国王任命。然而，国王集权的体制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行政能力的问题，一个连续性即时间的问题。管理巴比伦、埃及和耶路撒冷等顽强的宗教中心有问题，管理帝国边缘的民族比如希腊人也有问题，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帝国千秋万代的困难。亚历山大引进新战术，在西元前333年和前331年的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这些东方帝国把辽阔的地区组织起来，成功地解决了领土问题，但是它们不能够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和千秋万代的问题。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著力于空间上的控制，然而，面对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地区的宗教垄断，它们并不能解决时间的问题。

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闪米特人辅音型的字母表，和小亚细亚的操亚利安语言的民族不同，他们没有受到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全面影响。不得不跨越海洋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能选择对自己重要的文化特质，并拒绝其他的文化特质。由于没有文字，他们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而且善辩。他们辩论的中心，是北方来的王朝何以能够征服其他民族。《荷马史诗》（Homeric Hymns）这个代代相传的朗诵吟唱作品，反映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需要。这个强大的口头传统，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辅音型字母表，使之适合希腊人自己的需要。希腊人把24个字母中的5个字母用来表现母音。母音和辅音同等重要，所以每个词里都要使用母音字母。他们的书面语成为适应口头传统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著对语音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以前的几个帝国建立在以视觉为基础的传播之上。与此相对，希腊的政治组织著重的是口头讨论。希腊免于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困扰，东方的帝国却被它搞得很尴尬。在希腊，文字的引进大概拖延到西元前七世纪初。大量而经常从埃及得到莎草纸有困难，石头用作媒介又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相加的结果，是保护了希腊人的口语传统。他们没有浪费精力去学习第二语言，围绕复杂的文字，是无法建立知识垄断的。

口头传统及其活力在希腊文明中至关重要。这个传统对西方后来的历史产生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口头传统的影响如此深重，以至于产生这样的后果：凡是参与了这个传统的欧洲人，都不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传统。文字和印刷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于理解以这个传统为基础的文明来说，是增加了困难。也许，我们可以引用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的一句话，从中得到一些满足。他说：“进步永远是在发展希腊人的构想中产生的。”

口头传统的强大，在《荷马史诗》中表露无遗。六音步诗能够灵活地表达各种内容，这个韵律中的口头传统，也是显而易见的。赫西俄德（Hesiod）的诗歌与荷马的诗歌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诗歌促进了个人与行吟诗人的决裂。他发展了挽歌抑扬格（iamb）的形式，用以满足人们更加敏感的追求。西元前七至六世纪，埃及的莎草纸传入希腊，里拉琴（lyre）问世，职业行吟诗人的地位因此而削弱，抒情诗歌的大发展令人瞩目。

口头传统的强大不仅使字母表适应其需要，而且使希腊人借用的文明得到适当的修正。《荷马史诗》中的神祇被赋予了人形。对自然和科学的关注取代了超自然力。爱奥尼亚哲学家拒绝了词语含有创造力的观念。希伯来人的“上帝云”不再是创造的标志。西元前747年，擅长占星术的迦勒底人发明了准确的纪年体系。这就促进了对周期性天象的研究。西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Thales）预测到日食。迦勒底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奥林匹亚人的传统认为，神和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个传统突出了空间观念，以后又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几何学主宰的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是事物的内部属性，而不是其外部关系。

希腊生活对几何学和空间关系的关注，在他们殖民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关心土地，执著地寻找土地。这个关注的弊端十分显著，其根源就是土地的垄断。西元前七世纪，殖民地和雅典的成文法都得到了发展。这就给债务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口头传统的力量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希腊人寻求获得自由的手段，其结果非常有效。个人的成就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就在这里。德拉古（Draco）、梭伦（Solon）、克莱塞尼兹（Cleisthenes）等人建立了一套能够适应不断调整的机制。根据爱奥尼亚人的传统，梭仑寻求普世的真理。他相信，违背公正必然要扰乱公众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房子旁边铭刻著债权人权利的石头，被推倒摧毁了。这就避免了奴役他人劳动的破坏性力量。梭伦发现民主的秘密在于，“在全体民众中生长出来的法律”。

贸易对土地而言日益重要，梭伦改革就是其反映。但是随著一个商业阶级的兴起，随著西元前六世纪僭主（tyrant）的兴起，这些改革之不足，又暴露无遗。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崇拜，抵消了太阳神阿波罗崇拜和爱奥尼亚人的哲学。僭主鼓励艺术。西元前537年，他们搜集了许多神谕，以抗衡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威望。贸易增长，人们对金钱日益关注。这说明，对几何学和空间关系的兴趣是有局限的，对算术和时间的兴趣是有必要的。关于空间的外在关系的学说，涉及非连续的关系，它忽略了连续性的重要意义。酒神崇拜后来有所修正，东方传入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对它有一些影响。神秘的奥斐士教的复活，对酒神崇拜也有影响。稍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提出了数论而不是几何学理论。由于这些时空观念的发展，酒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的妥协就可以实现了。这就为推翻僭主和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梭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土地、空间和几何有关的问题，相反，克莱塞尼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贸易、时间和算术有关的问题。克莱塞尼兹从贵族的手里拯救了对时间的控制，他采用了太阳历，用太阳历来管理议事会定期轮流选举的制度。于是城邦就取代了家族国家。

口头传统的有效作用在国家的发展中表现出来。希腊人成功地阻止了波斯帝国的扩张。到西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文化蓬勃发展。从米利都来的爱奥尼亚难民，有力地刺激了哲学思辨。品达（Pindar）完善了酒神仪式和合唱抒情诗，为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笔下，戏剧取得长足的进步。到了西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写作开始侵蚀口头传统。尼采指出，音乐的意义是个体在欢乐的音乐中消解，他又指出音乐对悲剧的意义。先是音乐精神的消失，接著就是悲剧的衰落。法律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们对散文的兴趣。伯罗奔尼萨（Peloponnesian War）斯战争开始以后，散文文学迅速增长。到欧里庇得斯的时代，人们已经在大量阅读剧本。到西元前五世纪末，牛耕式的转行书写法已经被放弃，书写法改成从左到右。雅典人采用了爱奥尼亚人的拼音字母。他们还编制了法典，把许多律法重新出版。

雅典文献的增加使希腊人产生分化，加重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分歧。雅典帝国无力对付分歧的文化产生的紧张关系。雅典的法庭无法逃避偏爱民主国家的指控。国家之间的合作提出了雅典帝国不能满足的要求。结果是战争爆发，雅典战败。

西元前四世纪，柏拉图试图用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来拯救希腊文化的残余。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处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在第七封书简中，苏格拉底说：“没有一位有理智的人，胆敢把他理性思考过的东西转换成语言，尤其不敢把它转换成一种不可改变的形式──凡是文字表现的东西都是不可改变的。”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兴趣是以散文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都没有想到，图书馆对于城邦是必需之物。意味深长的是，后来在西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还是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另一座图书馆开馆于西元前330年。文字传统使口头传统的活力走到尽头。用尼采的话来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容许人人读书，不仅会糟蹋写作，而且会糟蹋思想。”

口头传统为希腊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社会环境，这个作用对西方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对罗马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意义。希腊文化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这对罗马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唤醒了罗马本土的力量。在西元前六世纪的后期，希腊神话和建筑引进了罗马。希腊为改革而作的斗争，以德拉古、梭伦和克莱塞尼兹的著作而告终。以后在罗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十人团（decemvir）在西元前451年和西元前450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使平民的权力日益增长。西元前253年，一位平民出任祭司长──这就是改革的圆满结局。

（未完待续）

选自《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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