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出走时：是什么让他弃绝家中的软玉与温香？ | 黎子元

作者：黎子元，01哲学主编。主编文章总编集

警察在住家安装窃听器监控一个基进社运分子，防范他发动炸弹袭击。随后数日，每夜却只听见男人和两个女人颠鸾倒凤的声响……

若松孝二的电影《现代好色传：欲望的季节》（1969）、《性贼》（1970）、《天使的恍惚》（1972）都制作于上个世纪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正是日本社会运动迈向极端、即将步入衰退之际。这三部社运题材的电影除了都牵涉到炸弹与性，还有一个共通点：并没有让剧情在烽火连天的社运场景上发展，反而用镜头对准室内空间（欠缺制作预算？），聚焦社运青年的居家日常，描绘他们每日生活的细枝末节，从诸如吃喝拉撒到性行为，由此角度揭示社运青年与社会运动的重要问题。而“复归政治化的日常性”、“重新探索生活方式”正是支撑一九六〇年代后期日本社会运动的核心思想。

《现代好色传：欲望的季节》原本很可能是一部日本昭和时代的“窃听风云”：在日本首相即将访问美国前夕，两个警察为了监控一位曾幕后策划了美国大使馆纵火案的社运分子，将窃听器安装到了他从运动隐退后匿藏的住家，只待他暴露出打算发动下一波袭击的迹象便可立即逮捕，并有望借此领奖升职。电影借助这两个警察的窃听活动，出乎意料地将隐藏在千篇一律的居民楼里，那些在日常空间中重复出现的欲望时段（季节，恒常、循环出现的时段）曝光于幕前。

两个警察将监控对象视为“难对付的家伙”，小心谨慎地检视窃听器传回来的每处声响，生怕错过了任何细节便无法解读声响当中隐藏的关于袭击计划的重要讯息。然而窃听到的情况却让他们疑惑不解、难辨真假：监控对象“彦弥”（吉泽健饰演）和两个女人美代子、千惠子居住在同一间狭小的公寓内，每天夜里她们下班回家照顾男人吃饭，然后三人一起做爱，帮男人清洁，待男人欲求满足便相拥入睡，第二天一早她们准备早餐、收拾床铺，然后匆忙去上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不是袭击计划，而是一男两女在小公寓里的日常生活成了警察思索的焦点。被女人们称为“懒鬼”的男人待她们上班后终日无所事事：在家呼喊著“我们都会死的，所以要尽全力享乐”，哼唱著“我想放声大哭，我想被一只狗撞晕，我想被关进最近的监狱”，要么看看漫画，倒头睡觉，要么就到楼下公园稍坐片刻。待女人们回家，他便耍嘴皮子，说一个谐音食字的色情笑话，把手和脚伸到女人裙下摸索。而女人们不但甘愿肩负生活的开销，勤俭持家，更从餐桌到厕所全方位照顾他的生活，在情爱上毫不争风吃醋，三人行其乐融融。

美代子、千惠子和彦弥达成某种奇妙平衡的“三人之日常”究竟是如何变成可能的呢？亲身经历过反对现存制度的社会运动，年青人多少见证过大他者（律法）的无能，对于固有权威便不再无缘无故地乖乖臣服了。男人曾严肃地批评，夫妻结合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免费性交，所以在他看来，符合道德的做法反而是不要婚姻，不要两个人的性爱，那样太正常太没趣，要不然就彻底禁欲好了。而每当两个女人提出想要孩子的时候，都被男人拒绝了。男人的刚愎与虚伪？在这个错误的时代，孩子都不应出生？三人逾越出一夫一妻、延绵子嗣等正统观念的生活方式，是否能探索出新的性关系？上述问题大概可被归入一九六〇年代后期日本“新左运动”所关切的问题中去吧。

六〇年代后期日本社运之所以被称为“新左运动”，它与此前左翼运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新左运动不再著力改变日本国家政策或政治制度，不再迷信议会政治或代议民主，而是关注经济迅速成长下日益富裕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倡通过个人身体力行的直接行动来促进社会变革，即力图通过自我解放、自我反省而达成自我变革，以改变自我生活方式来实现改变社会的愿景。为此，新左猛烈批判日本共产党，不满老左毫不反省自身的日常生活就贸然参与到社运动中，因而仅关心提升工资这样的问题。

新左运动的直接行动打破了社运的闷局，在自我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看到了关联，探索一条由向外转而向内的革命路径。《天使的恍惚》中“十月”（同样是由吉泽健饰演）的女性领导“秋”就是这样看待运动路线的：只有不断地自我归正才能让一个人去组织革命政党，我不需要武装火力，防卫好自己就是最好的进攻。然而，这种向内的变革路径却催生出“向内的暴力”，而向内的暴力既发生在个人内心，也发生在组织内部：一方面，个人不断地自我批判产生了无休止的内心折磨与苦恼，另一方面，随著对组织内同志的批判越发激烈而最终形成对同志的逼迫乃至残害，就像赤军在“浅间山庄事件”的所做所为那样。

新左运动试图超越1960年安保斗争的局限，因而诉诸日常性变革与重新探索生活方式的思想，其实是企图向外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后不得不转向内在革命、自我革命，以寻求运动出路。而自我解放、自我反省以达成自我变革的方法论则是对毛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挪用，不过这种挪用是抽象的或者说字面的挪用，而完全脱离了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时（1957年反右运动）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事实上一九六〇年代后期日本社会运动以自我变革实现社会变革的运动路线失败告终。

“直接行动”和“武装革命”有待另作检讨，这里集中思索的是，年青人采取不断自我批判的方法，是否真的能促进自我变革？如果把自我变革视作一种主体化，即自主地对决定著自己命运的环境作出决定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完成的？

首先要问，美代子、千惠子和彦弥的三人之日常是值得过的生活吗？作为男人，说真的，对这样的生活感到羡慕吗？两个警察在窃听期间讨论起如出一辙的居民楼里的日常生活。年轻的警察对每日重复出现的性爱表示不解，年纪较大的那位则解释道：“在这些墙的包围下，性是他们唯一的乐趣，这样的事情每晚都发生，如果你被困在这种地方，除了性交，真的没什么别的可做了”。也许彦弥每天左拥右抱，温香软玉，的确是很多男人的梦想。然而，对于一位曾经不惜拼命，使用暴力也要变革社会的青年而言，循规蹈矩的居家日常，永无止境地沉湎淫逸，毕竟是将生命吸干的无底洞。三人之日常，也许是男人的色欲天堂，却成了革命者的无间地狱。

彦弥自知是个没有意义的人。是什么让他无法脱离这个无间地狱？也许这正是自我批判的结果？突然有一日，彦弥的旧日同志上门拜访，原本的同志情谊却在触及核心问题时瞬间破裂。旧日同志希望彦弥能尽快复出，却遭到彦弥以一番决绝的话语拒绝：“武装部队，别做梦了！革命反抗是一派胡言！我已经决定不再做白日梦。你们能得到什么：疲劳、厌倦、空虚，还有被安全部门所憎恨，我已经厌倦了，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无法改变未来，我宁可和我的两个女人住在这里。”男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彻底的自我批判，其结果恰恰是对以往社运经历以及参与社运的自我的彻底否定。

《现代好色传：欲望的季节》虽然不是昭和时代的“窃听风云”，却自有峰回路转、精彩绝伦之处。电影剧情完成了双重翻转。第一重翻转发生在两个警察身上：他们原以为成功定位了一位基进社运分子，有可能亲手侦破一次炸弹袭击，然而却发觉这个人完全靠女人养活，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一个彻底退出社运的自怜自艾者——警察自忖，无论他是不是嫌犯都已经打败我们，真是白费功夫！第二重翻转则发生在彦弥身上，大家原以为这个男人是社会运动的叛逃者，已经深陷无间地狱而绝没有解脱的希望，然而就在电影的尾声，男人突然装备好炸弹，从美代子的家出走，在日本首相即将访问美国前夕，一声不响地来到机场，汇入人流，电影随即以爆炸声作结。

彦弥在家里游手好闲，念叨著：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人，她们为何不放过我？他产生迅速复出、重操故技的念头，大概是在马桶上翻看报纸的时候。难道一个人成为主体，成为决定者，并不是在理性反省、自我批判的时候，而毋宁是在那些每日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在自己尚不知觉的无意识欲望的推动下，在不可理喻的偶然机遇当中？如果要总结六〇年代日本新左运动的失败，或许要归结于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一种推导出向内暴力的否定的哲学，它所欠缺的恰恰是一种肯定的、向外连结的、生产性的哲学，一种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与实践的运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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