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核按钮更大更威：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上）

作者 | Pankaj Mishra

译者 | 黄永恒

译者简介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本科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原导言

在“9.11”袭击后的西方世界，在以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公共语境中逐渐兴起了对于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捧：越来越多的男性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女性主义不断觉醒并发力的当下岌岌可危，便索性将女性树立为对立面，并成为特朗普、普京等乐衷于吹嘘自己硬汉气质的政客的忠实拥趸。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随著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男性主导力量的追求似乎也在循环往复、不断重现，并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与文化。印度学者潘卡吉·米甚拉于2018年3月在《卫报》上发表了《现代男子气概的危机》一文，深刻而犀利地剖析了男子气概浪潮每一次 “袭击”的起因与影响，用史实照进现实，呼吁西方祛除零和博弈式的性别范式认知，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

1948年1月30日的晚上，在印度获得独立并实现印巴分治五个月以后，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从晚祷会返回其在新德里的临时居所的途中，被近距离枪击三次，当场倒地身亡。人们一度怀疑杀害甘地的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名穆斯林，后经证实，戈德森是一名来自印度西部的印度教婆罗门。戈德森没有试图逃跑，在庭审中，他表达了对于甘地“女性化”温和的政治手段的强烈不满，尤其是甘地对於穆斯林的慷慨，让这个印度教的国家显得越来越孱弱。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杀了甘地。戈德森在今日被沙文主义者彻底改革的印度被奉为一个英雄——在一个《我的奋斗》畅销的印度，在一个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被欧洲法西斯主义掀起的政治运动所主导的印度，在一个由被控犯下屠杀罪行的印度教种族优越论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作为总理的印度。在戈德森所谈及的印度教特质中，他骇人听闻地抄袭欧洲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民族与种族观念。戈德森幼年时期曾被当作女孩抚养，戴过鼻环，但之后便企图通过印度教的种族优越论来获得强硬的、具有男子气概的身份认同。然而，对于许多印度年轻人来说，戈德森和希特勒代表著一种大张旗鼓的个人与国家的男子气概。

杀害甘地的凶手在道义上声望斐然，仅仅是全球性的男子气概危机许多表现中的一种。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强势男人的重新关注甚至在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都占据了主流。今年一月份，加拿大作家佐敦·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 “西方已对男子气概丧失信仰”的论调以及对由女性所拥护的“置人于死地的平等主义教条”的谴责而被纽约时报称颂为 “现代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份子”。

但愿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而，有现象表明，自“9.11”事件以来西方的公共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求；这种现象也似乎预示了有著连环猥亵行径，并吹嘘自己私处尺寸和核弹按钮的现总统。“9.11”恐怖袭击后的几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佩吉·努南写道：“从‘9.11’的废墟中诞生了具备男子汉气概的美德”。对于彼得森的的 “硬汉”之谈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对 “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推动事态进展并且能够力挽狂澜的男人”，比如让她渴望 “撕开他的衬衫以显露其胸口的超人S标志的”小布什。诸如此类的情感迸发帮助小布什在任期之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潇洒有气概的领导者形象，尽管他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席卷英美的这场睾丸酮飙升中，许多久坐于办公桌前的记者都将自己想像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大卫·布鲁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拥护者，坚定地表示“我们将继续毁灭无辜的村庄，耸耸肩，然后继续战斗。”

随著阳刚美德逐渐兴起，西方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攻击演变得几乎与海外那些拯救受难的穆斯林少女的战斗一样如火如荼。在发表于2006年的《男子汉气概》一文中，来自哈佛的政治哲学学者哈威·曼斯费尔德谴责了职场女性对于男人保护者角色的轻视。自诩为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者奈尔·弗格森发出了“女孩子们不再玩娃娃”的喟叹，并同时哀叹女性主义者迫使欧洲进入民主化倒退的进程。更为露骨的是，在芭芭拉·金索尔弗笔下，卡莎·波利特、苏珊·桑塔格和阿兰达蒂·罗伊等少数公开批评野蛮好战之风的女性“被固定在公共鞭刑杆上接受来自愚蠢无知言论的鞭打”。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在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图文专访中将小布什评价为沉著冷静，并称赞其副手迪克·切尼是“坚硬的磐石”。

“9.11”袭击后盛行的大男子主义无疑是由本·拉登对美国国民男子气概的诋毁所引起的：自由而勇敢者已变得“温和”而“软弱”。越战羞耻也使得史泰龙和施瓦辛格等具有漫画中超级英雄男子气概的人物备受关注。在过去一直享有特权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女性、同性恋群体以及多元民族及宗教背景者的挑战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性别无政府时代：世纪末的性别与文化》（1990）描述了十九世纪末许多男性因少数女性主义者取得的微小成就而产生的恐慌： “恐惧于（男性地位的）下降，渴望对于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国籍的界限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便已经对女性“日益增长且具有攻击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们“像一支征战的军队一般攫取领地”。史列辛格作为强势自由主义最初的宣导者，对于“被阉割的”、拥有“对于受压迫者有著女性的关怀与幻想”美国男性恼羞成怒，并希望美国历史的“开拓者”都是“正儿八经的男人，并且对这一事实从不质疑。”

现代西方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们如今却被迫重新审视当今时局。同性恋者和女性在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职场、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特朗普可能拥有最大的核弹按钮，可中国却在最尖端的人工智慧领域和最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上都独占鳌头。除此之外，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都让“推动事态发展并且力挽狂澜”的男人们慢慢退出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西方，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甚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这种对男性陷入弱势状态的恐惧和焦虑已经引起当今最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在英国，冷漠刻板的代表著帝国权利的冷漠刻板的英伦绅士们屈服于诸如伯里斯·詹森这样言语失禁的脱欧者。在众多唱衰英式男子气概的声音里，右翼记者道格拉斯·穆雷强烈谴责“总体来说毫无男子气概的义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并对于特朗普“让西方人记起自己身上伟大之处”给予了高度评价。确实，不论是以核武器打击威胁朝鲜，还是贬低残疾人和猥亵受害者，这位美国总统都向世人展示了某些现代历史上的赢家会不择手段地去宣扬自己的权威感。

然而，西方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浮华展现，以及对于极右分子所称的“阿绿”（由cuckold一词而来，原义为绿帽子，这里指不敌视女权主义的男性）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厌恶并非仅是对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应。这种对于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维护在现代历史上重复出现，这种迴圈极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与文化。本·拉登认为穆斯林“已经被剥夺自身的男子气概”，并且可以通过清楚美国权力的生殖符号来得以恢复。以哈里发的名义斩首、强奸无辜的人质，戴著黑头巾的年轻伊斯兰国士兵们明显和犯下大屠杀罪行并宣称自己有维京战士血统的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伊格一样有著病态的男子气概。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告诉国内的女性异见者们“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只会朝你的阴道开一枪。”印度的种族优越论领导者们似乎著迷于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民族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无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领导人在1998年的核子试验之后所说的那样。

有关男子气概的削弱、文明的衰落的消极认知将戈德森、施勒辛格与本·拉登、特朗普，以及许多其他大男子主义的顽固保守派联系起来。他们喜欢将女性气质描述为“温柔”、“被动”，将男性气质描述为“强势”、“主动”；他们无比怀念可以理直气壮、毫无顾虑地身为男人的时代。无论是印度教的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还是白人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于自身形象的建构都依赖于将女性边缘化。这就好比对于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势的地方相比时才能得到最明显的突出。这些怒气冲冲的男人将女人等同于阳痿，并为自己成为“阿绿”而惊慌失措，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于英美且似乎无计可施的男子气概危机。

这场危机是从甚么时候开始的？为甚么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危机随著十九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变革而发端：农业和农村社会被动荡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界定，是通过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严格组织起来的。在当下这场危机似乎是全球性的，因为在西欧和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因为它们正在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

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许多种方式。研究具有惊人多样性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地揭示，生物构成和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间没有联系，女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印度人、英国殖民主义者十分厌恶去寻找、崇敬和卡丽一样好战和性欲旺盛的女神；他们的英雄是吹笛子的懒汉，如克里希纳。印度大量的文学作品证明了男女性别可以互换，不管在精英阶层还是民间都存在两性同体以及同性性爱的传统。到了十九世纪，当由剥削和排斥构成的、以性别和种族界限分层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当诸如国家建设，城乡迁移，帝国扩张和工业化等现代性深刻冲击彻底改变了人类认知的所有模式时，这些并不自知的传统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男人和女人便开始普遍被束缚在特定的角色中。

十九世纪，阳刚的男子气概开始逐渐显现在一系列激进的国家、种族运动中。

在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历史观里，现代西方是世界平等与自由的捍卫者。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一书中所表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概念。康德认为女性没有能力运用理性，实行个人自治，做到客观、勇敢和坚强。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拿破仑则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拿破仑法典》臭名昭著地规定女性必须服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并被许多国家吸收并引入法典。美国国父之一汤玛斯·杰弗逊曾称赞女性‘将家庭幸福置于一切之上’”，并且“明智地不参与政治事务以避免额头上长皱纹”。随著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样的偏见使得传统的父权制被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男子主义气概的理想所取代。

因此，女性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并被迫在家庭和职场中担任从属角色。流行心理学家们通常坚信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他们哀叹彼得森所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解体，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扩张主义社会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认监督他们的白人男性认为女性由于身体或智识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工作。女性的身体注定是用来生育和保卫家庭、种族和国家之未来的；男性的身体就理应用来劳动和战斗。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就意味著要适应社会，履行养家糊口、为人父母和参军效果的义务和责任。用希欧多尔·罗斯福的话来说，“当男人对工作和正义的战争感到畏惧，当女人害怕做母亲时，他们便会在毁灭的边缘颤抖。”随著十九世纪时代进程发展，许多关于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设演变为永恒的真理。正如彼得森的狂热拥趸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假设在今天比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得到更有力的支援，而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同时也只是以“自然”或伪生物学为基础。

司各特指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定义的性别差异模式实际上有助于稳固“西方国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种族优势”。“白皮肤与‘正常’的性别认知系统相联系，而黑皮肤则被认为是与不成熟的甚至是变态性有关。因此，英国人认为信奉卡丽女神的印度人是一个没有男子气概并且幼稚的民族，不应该参与政治事务而自寻烦恼。中国人即使在西方的唐人街里也被普遍认作是留著尾辫的懦夫。就连基督教世界令人畏惧的老对手穆斯林，也在帝国主义思潮达到顶峰的时候被嘲笑为“像女人一样”。

甘地直截了当地颠覆了这些欧洲帝国主义者（以及模仿他们的印度教徒）的性别偏见：他们认为缺乏男子气概就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表现。他摒弃西方对男性至上统治者的认同和对女性顺从统治者的屈从，提出了一种基于严谨自我反省和具有母性关怀的积极政治。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甘地认识到了男性掌权者的动力是基于将女性想像为一个在退步的存在之上的——女性是一群应该服从并被支配的人——以及这种病态的认知对于现代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之大。这种认知最阴险的表现，就是征服和剥削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进而比正常人低人一等的人——这样的暴力在十九世纪成为常态。对于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就意味著成为一名激进的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即使像托克维尔这样目光敏锐的人物，也渴望他的法国男性同胞在与北非阿拉伯人战斗时认识到自身“好战”和“阳刚”的本性，把家庭生活中的琐碎事务留给女性去处理。

当世纪进程不断推进，男性不断在精神上受到来自工业化、城市化和机械化等无法控制又极度削弱男性的现象的打击，他们也因此积极回应对于社会上追求男子气概的思潮。强势的自我、民族、帝国和种族被认作是强壮无畏的男子气概的化身。为了实现这一令人生畏的理想，他们就必须彻底消除所有具有女性气质的胆怯和幼稚。挫折与失败激起了男性的自我厌恶——以及对暴力的渴望。罗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不光彩的绰号嘲笑，对此，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罗斯福试图通过“男子汉”的活动克服他的身体脆弱，其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动便是战争”。因此，对同性恋者的憎恶和对王尔德等牺牲者的追捕会在欧洲帝国主义最鼎盛的阶段达到了顶峰。

（未完，下篇：厌女增肌以自强：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下））

原题目｜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

原载于｜《卫报》：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

翻译本载于｜法意Nomos 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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