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增肌以自强: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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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的核按钮更大更威: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上)

作者 | Pankaj Mishra

译者 | 黄永恒

译者简介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本科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原导言

在“9.11”袭击后的西方世界,在以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公共语境中逐渐兴起了对于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捧:越来越多的男性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女性主义不断觉醒并发力的当下岌岌可危,便索性将女性树立为对立面,并成为特朗普、普京等乐衷于吹嘘自己硬汉气质的政客的忠实拥趸。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随著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男性主导力量的追求似乎也在循环往复、不断重现,并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与文化。印度学者潘卡吉·米甚拉于2018年3月在《卫报》上发表了《现代男子气概的危机》一文,深刻而犀利地剖析了男子气概浪潮每一次 “袭击”的起因与影响,用史实照进现实,呼吁西方祛除零和博弈式的性别范式认知,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

这种具有复仇色彩的男性化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初期由德国人最初创造的,他们首先勾画出了创造一个超级健康的民族的愿景,并积极地接受了体操、健美操、瑜伽等典型的现代体育锻炼形式以及裸体主义等时尚。但是,直到本世纪末,这种充满力量的肉体才成为男性力量的“自然”体现。随著西方社会变得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有产农民和自营职业的工匠迅速成为了千篇一律的办公人员和专业技工。马克斯·韦伯在1909年曾发出警告:随著“合理计算”成为人们侍奉的新的神明,“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并可悲地沉迷于成为“一个更大的齿轮”。工人阶级越来越被剥夺了他们在现代化铁笼中的旧技能和自主权,他们试图通过发达的肌肉体现这些技能和自主权,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被压迫天性的自动化和时间管理等工业生产中的做法羞辱的男性工人,也开始通过咒骂、酗酒和性骚扰女性同事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这是在新自由主义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时期,激进的硬汉文化深入蓝领工作场所的开端。十九世纪末,大量的男性开始投身于体育和健身运动,并成立了乐衷于挑起事端的足球运动员和拳击手的球迷俱乐部。

 

英国足球流氓

不仅仅只有工人如此。美国和英国上流社会的家长开始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寄宿学校,希望他们的身体和道德品质在没有女性气质渗透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竞技体育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组织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先发制人的手段,也成为了大规模生产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者的一种手段。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被认为是帝国缔造者的人会因为在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赛场上拼尽全力而筋疲力尽,无暇自慰。

 

然而,正因对男子气概的向往,以及对权利的渴望,往往会使它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难以企及;对被不透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阉割的恐惧也会继续加深。它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作家和政治家推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极端男性化阶段,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国家、种族和个人被概念化为生物实体,一种可以被磨练得无懈可击的有机体。对“种族自杀”的恐惧、对体育的崇拜和对“新人类”的白日幻想,以及对手淫的限制,都随著僵化的现代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传到西方社会之外,并走向了全球。

 

欧洲殖民主义者继续用法律的手段供奉他们恶毒的同性恋恐惧症,并促进异性恋婚姻和父系秩序的稳固。他们的偏见也在西方之外根深蒂固,成为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所谓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欧洲帝国的被殖民者们承认他们的女性气质,并决定迎头赶上他们的白人统治者。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印度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却鲜有人探究的现象: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群体的男性都同时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哀叹男子气概的缺失,并呼吁不论是个人、民族和“乌玛”,都必须建立坚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机体。这些人中,有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肌肉犹太教”概念的马克斯·诺道)、亚洲的反帝国主义者(被莫迪视为英雄的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他鼓励印度教徒锻造“二头肌”,还有帮助发展了“肌肉佛教”的阿纳加里卡·达尔玛帕拉,该教教义如今被缅甸的种族清洗者诠释得淋漓尽致),还有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比如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宣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对男子气概的追捧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污染著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在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迅速变化使大批背井离乡而又对生活茫然无措的男性陷入了对男子气概的执念。扩张旧帝国主义和建立优等民族的论调在当下已经没有甚么市场。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治下的个人主义时代,极度分化、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使得对男子气概的诉求更加难以实现。白手起家创造辉煌的事迹激励著世界各地的男性对个人权力和财富进行视死如归而又徒劳的追逐,并把妇女和少数群体想像成他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的男性试图贬低和排斥女人以表现他们与生俱来的控制欲。

 

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沮丧和对女性化的恐惧助长了类似白宫“更衣室恶霸”所引发的具有煽动性色彩的政治运动。戈德森的有关男性气概的陈词滥调打破了甘地所坚持的刚柔并济的传统,而这种破坏的影响远不止于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崇拜花花公子出身的政治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男性救赎者,并对恶批评伊姆兰·汗轻率行为的评论予以恶毒的反击。同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体现了一种所向披靡的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埃尔多安是完美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则厚颜无耻地讲有关强奸的笑话。

伊姆兰·汗,巴基斯坦政治人物,前巴基斯坦板球国手,曾担任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队长

在现代化的欧洲和美国,许多男性对原始社会怀有向往,那时男性在社会链条的顶端,女性则安于自己的位置。这种向往导致厌恶女性的风气在公共语境流行开来。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言语攻击,还是野蛮的人身攻击,都充分展现了男性对于那些似乎侵占他们领地的“被解放的”女性的厌恶。印度教的种族优越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伪传统意识形态都从教义层面许可了这种厌恶,这些意识形态为亚洲和非洲许多受挫的男性提供了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自我救赎:用旧式的父权制取代新自由主义所作出的虚假的机会均等的承诺。

 

苏珊·法露迪认为,许多美国人利用“9.11”袭击来打击女权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将女性推回被动的角色。近年来,西方出现了许多试图恢复男性权威或重塑男性主导社会的尝试中。其中,最新的尝试就是彼得森的传统主义,它的的主要观点包括鼓励使用“有震慑作用的暴力”,厌恶缺乏男子气概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将小布什这样善于装模作样的政治家塑造成超人,以及最终将特朗普送进白宫。

 

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追捧热潮可以看出,现代男子气概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臆想的历史。它描述了对一个稳定有序的世界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只不过是对不可抑制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宣战——一场尽管饱尝溃败但仍在周期性地重新爆发的战争。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荒谬恐惧可能与男性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有关。男性权威意识的受挫,或对被剥夺特权的不满,都将继续使许多男性易受特朗普和莫迪等贩卖虚假阳刚之气者的蛊惑。然而,当我们用同理心的视角来分析他们的愤怒和绝望后,我们不难发现,男性和女性一样被人为的性别规范所束缚。

 

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位美国记者和女性主义者,1991年普立兹释义新闻奖得主

波伏娃曾写道:“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成为女人。”同样的话,对于男性也适用。“是整个文明造就了这一生物”,并迫使他陷入对权力的毁灭性追求。和女性相比,几乎任何地区的男性都更容易酗酒、吸毒、发生严重事故和患上心血管疾病;他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大大降低,并拥有更高的自杀率。无论是在学校操场、办公室、监狱还是战场,主动追寻男权主导地位的男性最先伤害的就是他们自己。这种每天都会经历的恐惧和创伤,使他们比大多数被男性刚毅形象神话所束缚的男性更容易将自己同女性联系起来。

当然,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如果男性对这次无助的经历进行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也将浪费这次男子气概的危机。男性权力总是难以捉摸,容易出现周期性危机、崩溃和惊慌失措的复辟。在这个一切都将归于尘埃,即使表面上强大的国家也会时刻因被击败、被取代而提心吊胆的世界,男性权力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一种充满控制欲的幻觉。男子气概作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无法企及的期望,已经成为巨大痛苦的根源——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要理解这一点,不能只看到当下的全球性男子气概危机。我们更要看到的是一种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摆脱对于 “不够有男子气概”的荒谬的恐惧。

 

原题目|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

原载于|《卫报》: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

翻译本载于|法意Nomos 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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