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世界杯的Pussy Riot（下）：政治行动与宣传的界线在哪？

上篇：

原题｜“时髦”的反叛者：闯入世界杯赛场的Pussy Riot和她们的媒介行动主义

作者｜Elena Gapova

译者｜潘彦霖

转载自｜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编按：

在法国对克罗地亚的世界杯决赛上，四名中途闯入球场导致比赛中断的观众赚足了赛场上和全球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球。事后，俄罗斯朋克乐队Pussy Riot宣布对该事件负责，冲入赛场的正是Pussy Riot的四名成员。她们目前仍处于拘留中。

Pussy Riot是一支俄罗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中文又常译作“暴动小猫”，而Pussy也有“阴道”的意思。乐队成立于2011年8月，由约12名成员组成，成员头戴颜色鲜艳的头套，她们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各大景点举办有关俄罗斯政治生活的行为艺术表演。

近年来，Pussy Riot无疑是西方媒体的焦点。在接二连三的媒介行动中，她们成为俄罗斯女权、反资本主义和反威权的异见者象征，吸引了无数眼球。尤以2012年的“朋克祷告”演出为甚。在2012年2月21日，她们在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教堂上演了反当局性质的“朋克祷告”，随即而来的是乐队12名成员中的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玛丽亚·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的两年牢狱之灾。在狱中，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曾和斯洛维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进行过六封通信，探讨激进政治、全球格局……

点击查看在世界杯决赛当日，Pussy Riot闯入绿茵场的一幕

媒介行动主义：在媒体上的能见度怎么影响Pussy Riot？

Pussy Riot的抗议表演是一次富有交流性的行动：它的目标是维持一个文化事件并以此传达资讯和发表声明。当代集体活动常假设的一些形式并不符合流动化的类别和手段。流动化出现在查尔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经典研究中，提利见证了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并在其著作的结尾指出：“世界已经发生改变，它的集体行动也随之如此”。新社会运动是1960-19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结构重组和文化转型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围绕青少年、城市、生态的、和平主义的、女性的、伦理的和其它“非经济性的”议题展开。它们可能与传统的牢固团结的组织形式不符，也与保守的代言管道不符，因为这些运动的关注点已从这种“理性制度的”目标被转移为权力攫取；相反，它们挑战文化准则与象征性社会建构，并重新解释行动的意涵。新女性运动寻求展示女性现状的各种特征并强调差异，包括重组主流术语。类似地，Pussy Riot追求一种文化形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围绕认知度（一个人的身份、自治权、差异或生活方式）的流程进行组织并在维护团结性，广泛的可见度也是部分题中之意。

Pussy Riot的可见度源自实体和数位化的交集，即实体空间和新媒体的使用。这个明显的“线上-线下”编排遵从了典型的快闪族模式：快闪族也源自新的传媒资讯和实体空间的交集——在实体空间发生，通过新的资讯媒介组成和推广。首先分析实体部分，表演的场地非常关键，因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成为新闻（Pussy Riot早期亮相引起的反应就不能媲美）。67%的俄罗斯人将大教堂称作他们信任的机构，通过恶搞大教堂的礼拜仪式、宗教象征及神圣含义，Pussy Riot利用了一个有声望机构的社会资本和醒目空间。艺术上来看，她们的行动体现了发端于20世纪早期都会表演的传统：将戏谑和颠覆行为带入街道及公共场所，而前一刻出现下一刻消失的“游击战术”则被义大利未来主义者发扬光大。这个理念稍后被达达主义者和其它先锋和反主流运动重振，接著又被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当代文化反堵者和后苏联行动主义者运用。都会表演有时被设计为激进艺术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集合——一个明显的事例是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他的“新戏剧理论（new dramaturgy）”——因为鼓吹反主流叛乱的革命煽动者目的在于消除艺术和政治间的那条线，并在理想情况下开启普遍的革命，到时城市下层会在骚乱、大屠杀和暴动的强烈冲突中涌入街道。确实，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正是用 “叛乱、大屠杀和暴动”这些词来阐释她对乐队名中外来词“riot”的理解。

都会表演——不管是政治集会还是枕头大战——随著社交媒体的出现变成了全球现象，因为数位交流设备能用作社会行动主义的手段。互联网创造了与公众分享资讯的场所，并使资讯在扩散的观众中可见。观众的扩散则依靠电子设备和无数的媒体资源。根据本克勒(Benkler)的研究，在资讯社会的公共半径中，这种扩散的观众以直接评论、发布（通常在许多明星网站）、点赞和创造通向更多关注的捷径满足了“看门狗功能”。当代抗议的代理机构有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的可见度运行机制，因为他们不用依靠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有实体所有者）和传统的代理形式。

依靠这些手段，Pussy Riot筹划了一个“绿色和平式的媒体事件”引导注意。这样的事件是当代媒体社会的特征，大量的时间用于以不同方式消费媒体。在这个媒体饱和的环境里，媒体中显著的问题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本。与此同时，社会变得牵一发动全身且引人注目，个体日益自恋。当他们在互联网上行动时，他们得到了一种有自主权并充满力量的感觉，换言之便是他们能够自己行动并挑战权力结构。

在资讯时代，人们购物、开始关系（和做爱），与政治紧密结合并线上得到乐趣。他们也在线上工作，制造社会关系、图像和符号，而非物质对象。当符号、密码和象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重要性，“符号变得可互换，权力通过组织资讯流的语言和密码运行”，赛博空间成为了新的“现实”。2011年俄罗斯“观念”作家维克托·佩列温(Victor Pelevin)出版了一部名为《S.N.U.F.F.》的观念小说，讽刺了真实和数字——真实的事件，以及关于这些事件的新闻和电影——走马灯般纠缠在一起的世界：一个在新闻中被报导的真实事件，也恰恰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被编排拍摄成事件电影的一部分。因此，除非被电子媒体报导或展示，真实不会被认作为真实（并保持未知）。可以认为，Pussy Riot制作了一部展示她们在教堂中做“朋克祷告（punk-praying）”的视频正是同种情形。像奥威尔《1984》里一样，她们修饰过去，为她们的观众将其转变为现实。

当代观众生活在接收资讯的环境中并依赖智慧手机、平板电脑或ipad来接触“现实”，符号、文化象征和图像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和重要性。用哈特利(J. Hartley)的话来说，在后现代领域，图像已在世界范围内获胜，这个观点对理解“Pussy Riot效应”是很重要的。长期看来，Pussy Riot在后物质主义世界制造了一个启动三股有力趋势的“全球符号”。第一股趋势是对 （女性）身体或身体图像普遍的政治化：在当代文化中，身体被用作政治目的并成为能传达资讯的有力手段。第二股趋势是数位媒体（社交互联网、博客、短信等等） 能为特别事件制造的可见度。最后，是文化和符号在后物质世界中新的重要性。托洛孔尼科娃的丈夫韦齐洛夫(Petr Verzilov)正是认识到图像和符号在资讯社会尤其宝贵，于2012年8月申请注册了“Pussy Riot”的商标。律师马克·费金(Mark Feygin)和其它两名乐队成员也尝试在国外注册商标。2012年的纽约时装周和其它活动均以多彩的巴拉克拉法帽为特色。2014年6月托洛孔尼科娃和阿廖欣娜接受了写真册《不带面具的Pussy Riot（Pussy Riot Unmasked）》和其它商业项目的拍摄，写真册由60岁的荷兰创业家及百万富翁Bert Verwelius掌镜，Verwelius从事色情摄影并在乌克兰开设了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如此将抗议符号与全球消费文化整合一体是讽刺的。诉诸于偶发性、反威权和反等级制度，并用提供可见度和自主权印象的手段，Pussy Riot成为全球媒体资本主义的工具，她们的抗议也是工具化后的产物。

Pussy Riot事件的内容在全世界都被表述为一个针对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女权主义困境，因此被“归纳到人权和冷战框架中”。本篇论文显示这样狭隘的阐述错失了该事例的社会背景；更审慎地分析围绕这只乐队所产生的争论能有助于我们揭示Pussy Riot被某些俄罗斯社会团体如此激烈拒绝的原因。这些反应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Pussy Riot实行媒介行动主义并属于新社会运动——后工业时代的一种现象。她们挑战了文化准则、资讯和主流术语，同时用瞄准西方观众——而非后苏联——的符号和概念表达她们的不满。这与此同时也是关键：Pussy Riot已逐渐象征在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分化和边界。她们被很多普通俄罗斯人视作全球资本主义造就的都市精英，对她们的反应也更多是关于阶级而非性别上的。

这个事例的分析对女权主义研究同样有所贡献，因为它证明了——尽管并非首次——女权主义的意义和目标并不是“普世的”，两者取决于特定的地点、社会背景和时间段。最后，这个事例能丰富新媒体研究，因为学者们致力于揭示随资讯时代到来的错觉与幻觉。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不曾想像的表现手段；只不过，这些手段皆归于全球媒体资本主义。

作者：Elena Gapova是美国西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的副教授，她长期致力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研究、国族建构和阶级研究；曾经在立陶宛创建了欧洲人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译者：潘彦霖，毕业于加州大学大卫斯分校，获艺术史硕士学位。艺术史翻译、自由撰稿。关注社会文化史。

中文版首发于“狩猎（TheHunting）”，狩猎是关于现当代艺术翻译、写作和思考的平台。

英文原文出处：

Elena Gapova, “Becoming Visibl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lass and Media Dimensions of the Pussy Riot Affair,”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15, Special Issue: Mediating Post-Socialist Femininiti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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