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首先要抢镜？——新媒体政治与闯入世界杯的Pussy Riot（上）

原题｜“时髦”的反叛者：闯入世界杯赛场的Pussy Riot和她们的媒介行动主义

作者｜Elena Gapova

译者｜潘彦霖

转载自｜澎湃思想市场

澎湃编按：

在法国对克罗地亚的世界杯决赛上，四名中途闯入球场导致比赛中断的观众赚足了赛场上和全球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球。事后，俄罗斯朋克乐队Pussy Riot宣布对该事件负责，冲入赛场的正是Pussy Riot的四名成员。她们目前仍处于拘留中。

Pussy Riot是一支俄罗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中文又常译作“暴动小猫”，而Pussy也有“阴道”的意思。乐队成立于2011年8月，由约12名成员组成，成员头戴颜色鲜艳的头套，她们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各大景点举办有关俄罗斯政治生活的行为艺术表演。

近年来，Pussy Riot无疑是西方媒体的焦点。在接二连三的媒介行动中，她们成为俄罗斯女权、反资本主义和反威权的异见者象征，吸引了无数眼球。尤以2012年的“朋克祷告”演出为甚。在2012年2月21日，她们在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教堂上演了反当局性质的“朋克祷告”，随即而来的是乐队12名成员中的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玛丽亚·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的两年牢狱之灾。在狱中，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曾和斯洛维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进行过六封通信，探讨激进政治、全球格局……

点击查看在世界杯决赛当日，Pussy Riot闯入绿茵场的一幕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批评者看来，Pussy Riot也表征了全球激进政治的后现代转向。符号和图像的绝妙运用，使她们成了“酷”的、“时髦的”、创意阶层的代言者，并制造了与底层人民的文化区隔——比起她们，传统工人的反抗更加不可见。Gapova教授在《“时髦”的反叛者：Pussy Riot的媒介行动》一文中更是犀利地指出其行动的尴尬所在：在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她们也被资本驯服，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过，《献上同志的问候：齐泽克与Pussy Riot的六封通信》的中文译者张涵露在另一篇关于Pussy Riot的文章中提醒读者，比起批判Pussy Riot被“利用”，更重要的也许是关注“利用”本身，即阶级差异的真正始作俑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新媒体和创意阶层

2012年春天，在莫斯科法院将对Pussy Riot乐队宣布初步判定时，一位报导法院门前集会的BBC电台通讯员将集会人群描述为“时髦的城市年轻人”（BBC newshour）。他们以流利的英文回答通讯员的问题——这在许多群体里是项重要技能，像是准专业社群和博主圈以及新媒体记者、“当代”艺术家、电脑爱好者、网页设计师、咨询师、音乐家、大众科学家、公共知识份子、专业组织者和隶属于各种国际活动组织（多数有国际基金的资金支援）的半专业人权、女权、及生态活动家。对2012年这些莫斯科抗议的研究往往会忽略让这两个部分重叠领域的人聚拢并彼此认识的一个关键方面：抗议是政治事件，然而制造和消费当代艺术靠的是画廊、展览、拍卖、“波希米亚式”咖啡店和数字媒体的“推送”。Pussy Riot的艺术性和组织性发轫于激进主义小组Voina（战争），部分乐队成员也属于这个艺术团体。这类背景的成员通常有明显的习性：他们往往看起来“酷”，遵循特定类型的物质文化消费（包括音乐、艺术电影、书籍等等）和生活方式。他们属于一个组成了Pussy Riot社会基础的“新阶级”。

“阶级”这个词可以指代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根据此群体已有的形象援引准则。本质上，阶级的概念反映的是经济分类。然而，这个词同样能引起建构在资本的非经济形式上的社会分类、特权和例外。在布迪厄等人之后，用于理论化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阶级划分等一系列议题的广义组织概念，能通过文化、生活方式和品味的事情维系。换句话来说，人们也许不能清晰地识别出阶级议题或泾渭分明的阶级群体，但是分级过程仍然在他们之中运行，且基于风格、品味、知识和文化的“排斥准绳（lines of exclusion）”以潜在的方式与经济资本和财产联系。

上述关于阶级一词的简介有助于厘清后苏联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这些地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导致经济分化，向全球资讯时代的过渡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就业性质。随著互联网的出现，新的工种、新的就业形态成为现实：除开自由职业、外包、转包和其他以项目为基准的人际互联网形式，这种流动且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之特征便是独立内容制造，这种制造倚赖一个人自身的足智多谋和吸引他人兴趣的本领。“创意阶级（Kreakly）” 一词在理查·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著作《创意阶级的崛起》（2002）出现后，被频繁——有时甚至是讽刺地——应用于全球化大都市中心的各种社群。这些人际网也可以被视作某种“新阶级”：新阶级的成员们以知识、文化及教育资本来制造收入和维持特权。

互联网的出现，使线上世界的人际交互成为可能，并成为专家、艺术家及活动家组成的新阶级社群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因为社交互联网平台（Facebook、LiveJournal、Twitter以及一些以西瑞尔文为主的平台）提供了社会及商业活动的“合并体（merger）”。社交媒体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使线上线下的、混合了知识份子和活动家的圈子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分享文化和活动事件的资讯，并对这些事件表达意见，验证他们与社群的归属。在这种虚拟空间的抗议中，资讯交流、社群建设和经济活动可以同时发生，可见度和受欢迎度都是就业的先决条件，新媒体的专业技能因为有助于维持可见度和受欢迎度而变得非常重要。研究美国早期虚拟社群把“脚踏实地（back to earth）”运动转变为各种商业项目的佛瑞德．特纳(Fred Turner)指出，对资讯专业人士和专业活动家圈子来说，社群内的名声和可见度尤其重要。要成为这个圈子的一分子，一个人在资讯交换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地“塑造”自己、展示自己。建立自己的名声，成为圈子的一员，获得专业上的成功缺一不可。对一个人的身份和人格如此密集地制造并商品化，可能模糊掉其工作和私生活的界限，甚至一个人的私人事务都将成为增添受欢迎度和可见度的“素材”：表演和生活同时进行。例如，当还是Voina成员的托洛孔尼科娃在2009年进行“公开”怀孕和分娩以及其它私人事件后，就成为互联网上Pussy Riot讨论的主要部分。

数字人际网通常代表著面对面的组群，它们将很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在建设和维护内部团结上。随著这类亚文化的成员们重新发现合作的力量，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并被这种力量吸引，并时常想像他们自己隶属于（或通过他们的行动创造出）一个拥有新社会秩序的人际网：无等级制度、亲密、反官僚。然而，这种自我满足的想像是天真的：这种混合了文化、声望、个人魅力和专业技术的资产是资本的“次级”形式，并需要机构或经济资产的加持使之合法化。尽管互联网社群号称持反资本家立场，但它通常以全球传媒市场（电视、时尚产业、广告、设计、当代艺术等等）和国际技术互联网维生。大众艺术或政治都能成为扬名立万和就业的温床。例如，托洛孔尼科娃从监狱释放后便为Trends Brandszhe当模特（Fashion Rotation 2014）；这两名女子也在纽约和其它地方参加了商业演出和媒体合影，并出现在俄罗斯电视台上。一些评论家怀疑是否Pussy Riot的反主流文化抗议已经被传媒市场驯服，还是这个组合从一开始就抱著品牌和商品化的目的。

如果这批普遍来自知识份子家庭（这也解释了他们对英语和其它形式的文化资本掌握良好），对技术在行、受良好教育的城市年轻人作为Pussy Riot的支持者的确形成了一个新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需要维护一种非经济性的边界，以及和那些“教养不足者”之间进行区别的分界线。不用直接运用经济不平等概念，就可以制造阶级差异，因为“文化观念与排斥和／或统治的模式是彼此牵连的”，也可以通过使用多种形式的资本——甚至是话语的力量——被创造出来。例如，“羞辱”和将教养不足者曝光便是通过话语确立区分线的一种机制。下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如何维持这些区分线。在2013年红场举行的一场抗议中，莫斯科的同性恋活动家们打出一张大幅海报，上面写著“恐同是群氓（bydlo）的宗教（Homophobia is the religion of cattle）”。在俄罗斯，bydlo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同时指涉下层经济阶级和“懒汉”。明面上，活动家们在羞辱恐同者；然而这也暗示著，他们将“无产阶级，卑微的平民（proles）”与“群氓（cattle）”等同起来，创造了社会排斥准绳，以维持他们智力劳动者、专家、甚至人权活动家（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地位）的“受过启蒙的”地位，这些也是他们身份的基础。

Pussy Riot的事例便以类似方式用于维持“受过启蒙的人”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差别。一位著名的异见分子记者在Snob杂志中——一本以“全球俄罗斯人的杂志”标榜自己的出版物——坚称“普通人（narod）”没有能力欣赏Pussy Riot；因此知识份子需要与平民保持距离，并教会他们正确的态度：

俄罗斯反对者在支持Pussy Riot的行动中，已经选择了一条相当漫长且偏离普通人（narod）的道路——通向不同的、更优类型的普通人（narod）。然而，如果我们以耐心和韧性沿此路蜿蜒前进，这种新类型的人最终将会浮现。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与“人们”保持距离（划出界限）都以宣扬民主目标的面目出现：捍卫LGBT权利和Pussy Riot。

资讯人际网成员们维持生存的收入难以追溯来源，逃税可能被歌颂为一种抵抗形式。在2012年抗议期间，博客上有一种流行的态度可以总结为：“我不会为这个腐败的国家缴税：当他们停止腐败时，我才会交出我的税”（比如，ninazino.livejournal.com 上的评论 2012）。然而，逃税的同时要求诚实的总统选举或许会让一个人宣称的目标显得可疑。一位自称反主流文化的“左派”年轻领袖受邀作客自由派“莫斯科回声（Echo Moskvy）”的广播节目时，在聚焦包括Pussy Riot支持者在内2012年抗议集会之撤离的当期节目上主张：

……如今“左派”的概念相比七八十年前拓宽了许多……我的基础不是工人。我的基础是想生活在一个不同俄罗斯的年轻人们……我正是对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持怀疑态度……我们现在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我不想要任何阶级斗争。我的父母，概括而言是资产阶级……我无法想像我会和我的父母斗争对抗……我们是不同的一代。我们这代人没有苏联时代——像我们父母一辈——所必须具有的那种精神分裂症 ……重要的是我们的正直，我们的真诚……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节目或演讲……我个人并不想当权。

这种与“工人”保持距离便是一种政治分化的证据；左翼和工人阶级党派群体认为，俄罗斯政府与Pussy Riot所属抗议运动之间的僵局，实际上是两个资产阶级派系的权力斗争（例如，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Mikhail Prokhorov便是一位寡头政客）。2012年举行的“左派力量论坛”包括了独立工会、“左派前线（The Left Front）”、“工人俄罗斯（Working Russia）”和其它组织，但几乎没有引起主流媒体注意。论坛坚称区分“时髦的抗议者”和俄罗斯工人群众的标准在于对引起极度不平等的1990年代私有化的态度。论坛还主张，社会抗议的目标应该是财富再分配，而不是把权力从一个派系转向另一个派系。在这种语境下，Pussy Riot和专注于LGBT及女权议题的其它组织被看作参与了一场“生活方式”的斗争。工人和左派运动往往使用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承袭的结构和语言来组织及构架他们的议题，并从经济事务角度表达他们的不满。然而，这种“经济方面的”抗议可能被全球媒体边缘化，不仅因为他们提出的议题，也因为这些议题“平平无奇”的外表。正如在比较Pussy Riot和哈萨克一群罢工的石油工人时一位博主形容的：

Pussy Riot又酷又有上镜效果；石油工人则不是。在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也很容易接触到Pussy Riot的审判……不仅是自由派的报纸（《卫报》、《独立报》等等），就连右翼的《每日电讯》和《每日邮报》都发出声援。

这位博主还写到：

全欧洲的年轻人都表明了对Pussy Riot的支持，这是件好事。乐队已经收到麦当娜和其它流行文化界名流的支持。我希望我们可以为Roza Tuletaeva [一位罢工领袖] 和在扎瑙津（译注：哈萨克西部城市）的其它活动家构建同等程度的支持——哈萨克当局在12月16日犯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正在对他们施行报复。 （People and Nature 2012）

因此，Pussy Riot事件透露了两者间的阶级分化：拥有国际视野的新阶级，和浸淫在更“物质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中的“大众”。资讯经济无法离开传统工人的供养，但它常将工人贬低至次等地位，使工人们的抗议很难得到跟那些“又酷又上镜的”行动一样的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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