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仔大晒咩?浅谈日本电影与动画中的“繁殖未来主义”|思兼
最近完结的机械人动画《Darling in the Franxx》因为虎头蛇尾的剧情展开为人所诟病。《Darling in the Franxx》前半段展开彷如《新世纪福音战士》:故事揉杂了大部分想像得到的反乌托邦科幻未来:高度管控的社会、曾经兴盛的前文明,过度开发熔岩能源所触发的生态危机,以及天外来客所带来的超科技等。然而两者最像的是《Darling》汇集七贤人的APE,对应《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特务机关SEELE。这个组织内部构成不为人所认识,但掌握著世界存亡的关键钥匙。换而言之,除了不利人类生存的环境外,主角们更有个世界阴谋需要解决。
如此种种让不少人抱有期待:《Darling》这套动画被制作出来最终是为了处理《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后续问题。男主角广与女主角02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他们一直是故事中的异端:曾于小时候逃离基地设施的他们,首先感受到体制为了保持自己内部稳定而施展的暴力(包括强行把他们捉回设施,并加以洗脑);又因为他们都不是百分百的生物意义上的人类,拥有与“完全人类”不一样的观点。互生情愫、互相肯定的他们,与《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里面明日香的最后一句对白“很恶心。”恰成对比。明日香的对白象征两个人重新获得形体后随即面对的绝对否定。《Darling》会否超越这种否定,达到某种革命性的爱的可能,成为故事一个关键争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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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故事并没有这样发展,反而采取了我认为最滥俗的收尾:(生)孩子结局。
日本动画与电影中的“繁殖未来主义”
在不少日本动画与电影中,孩子常象征未来的希望,并成为故事的母题(motif)。当然西方也会有类似的描写,但日本的“孩子”母题有它独立的历史背景。其中最关键可以数到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它改编自芥川龙之介文学作品《竹林中》(1915)以及《罗生门》(1922)。电影在盟军仍然占领日本时上映;一般被诠释为战后重建时期,日本社会各种道德价值崩坏的反映,以及其重建的希望。故事最后一幕最能够反映这种“孩子与未来”的结局。乞丐、樵夫与和尚发现弃婴。乞丐抢掉弃婴的和服变卖,樵夫尝试阻止,但由于樵夫有把柄被乞丐握住,又被乞丐驳斥“如果你不自私的话,就没办法活下去。”最后他没法阻止。然而听著婴儿的哭声,最后樵夫决定抚养弃婴,从保护婴儿的和尚手上将他接过来。婴儿此时成为了某种呼唤最深层人性善良的象征。
同样的“孩子与未来”结局在前年上映的《谢谢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也有出现,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月,女主角铃与男主角周作两夫妇在广岛时,遇到丧母流浪的孤儿,就把他接回家抚养,同样象征心灵方面的战后重建。
不少叙事会把孩子浪漫化,甚至神圣化成不具实质内容的“希望”。这种“繁殖未来主义”(reproductive futurism)在文学、在媒体叙事,甚至在政治场域都随处可见。“繁殖未来主义”放在不同脉络时有著截然不同的含义,但都是把生养孩子视为社会存续的最佳手段,而无视当中现实的向度。在战后这种百废待兴,人心惶惶的时候,也许抽象而纯粹的未来投射是必要的。然而,在这个年代,我们更常见到“孩子”的两义性:我们既可以浪漫主义地想像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唤醒人类基本良知的最后王牌;但我们也可以从现实层面理解,意识到等待著孩子的是个越趋敌意的世界。由刚逝世导演高畑勋所导演的动画《萤火虫之墓》(1988),正正提出与繁殖未来主义结局截然相反的图景。虽然导演强调故事与反战毫无关连,但在动画电影中,他让在终战前后流离失所的两兄妹先后死去,而非亲戚因为领养两兄妹后,整个家庭就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这结局尖锐地揭示出即使在战争当中,这种“繁殖未来主义”背后也是虚妄以及一厢情愿。
点击查看《罗生门》、《谢谢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以及《萤火虫之墓》的儿童描写(内含故事剧情解说)
为甚么这年代提“(生)孩子结局”这么突兀?
刚才上面电影及动画提及的都是领养孩子,透过人性与大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筑起某种苦难共同体,以走出战争阴霾的道路。《Darling in the Franxx》却是更赤裸地在少子化,人口长期萎缩的日本,提出近似“生仔救国”的想像。在最后一集后半,随著众主角生养众多,该幕后景缩时地呈现了从荒野恢复到未来世界的科技水平(却对内里问题只字不提)。“(生)孩子结局”无论是放在这个时代,还是放在《Darling in the Franxx》里面,都显得非常烂俗。《Darling in the Franxx》的烂俗在于它提出了非常实质的人类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并不是战后百废待兴、需要重新整理过去,好好往前走的状态;而是面对未来寸步难行,需要尽量拨开云雾,找到出路的状态。“孩子与未来”结局很唯心,迷信生命,甚至有点过时。现实状况并不是一个靠信念或坚持就能有丝毫改变的状态。01哲学之前曾经有两篇文章检视六十年代由情色大师若松孝二拍摄的《胎儿偷猎时》(胎児が密猟する时,1966),里面男主角提出极具现实主义的问题,也许更能反映新一代对“孩子与未来”这种想像的恐惧:
“不管怎样,我能接受的只是孩子在你的腹中生长,因为在胎内是幸福的,在母亲腹内又很暖和,对他来说是个天堂,真正的伊甸园——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还好。
但当他一出生,一离开母腹来到世上,穿过地狱般的血海,一离开这个极乐世界,他接著就要穿过一条昏暗狭窄的路,他会受伤,会全身是血,这对他是个绝对的地狱。
你真觉得他能忍受得了吗?”
少子化有具体的成因:无法解决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不安定的工作/生活状态,还有无可避免地要顺著社会的竞争而担当帮凶的家长自己。这个年代把孩子生到这个世上根本就是害了他们。这种对未来的想像是完全跟“繁殖未来主义”的强光背道而驰的。“孩子与未来”并没有办法让我们看清未来,反而是看见孩子如何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负累。
即使我们不把生存状态推得这么极端,我们在“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想像中常常陷入忧郁与不知所措的状态。我们一方面相信生孩子会让现实有甚么改变;但面对著风险社会,面对著已经过多变动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如以前般天真地想像孩子呢?或者再推进多一步,我们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时,有注意过孩子自己的生存状态吗?最近康城电影节金棕榈奖得奖作,由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的结局中,小女孩百合(佐佐木光结饰)回到原生家庭,继续被冷落与虐待,在故事最后扶著栏杆向外呆望。面对一个会虐待孩子的家庭,我们的认识竟然还停留在将未来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毫无愧疚地撇清自己的责任,不思考他们未来的生存状态。这种要维持“人”的生活,默许不作为所隐含的暴力,正正是《Darling in the Franxx》提出大哉问后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