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哲学（三）：谁问我是谁？
前文回顾：
编按：
《中庸》一直被认为是四书中最具哲学性的著作，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理论性纲维。这部古典名篇，相传出于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原收录于《礼记》之中。宋朝时朱熹因其哲学性之高深精妙，将其抽出来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和《大学》合称四书。
《中庸》卷首有“天命之谓性”一说，隐隐道出我们要探寻的是一条从天命到存在的道路。我们生在一个充满无奈的时代，深感命运难以掌控。传统中庸的智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下的处境和时代——这势必是以“问题先行”的态度而展开经典重读。
01哲学即将推出《中庸》哲学解读系列，我们的特约作者郭世恒（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将以有别于传统学院注解的方式带我们再读《中庸》，重新诠释“慎独”、“天下”、“平常”、“真诚”、“历史”等概念。他所强调的不单是对经典本身的理解——好似很多汉学家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一个“被遗忘的文本”那样，而是利用文本来理解超文本的当下——我们的时代，比文本更加逼切地需要得到拯救。
“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
— 陈奕迅．与我常在
“从头细数命运由甚么铸成，心境每秒在注释生命”
— 杨千嬅．火鸟
透过中庸哲学第二篇，我们看到了对人生道路的一个形式指引：真正值得我们去依循的道路是在我们一生中无时无刻都有效的道路，它贯穿我们的一生。换句话说，真正值得人去修筑的道路就是人自己的生命本身。然而，如果我就是我，我们为甚么还需要去修筑人生的道路？为甚么我们会迷失？为甚么只有人会问自己，我该怎么活下去？我是谁？
我是谁？
网上曾经流传这么一个“冷知识”：我们从来没有真的看过自己的脸，都是透过镜子、照片或影片才能看到自己。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隐喻：人永远是不能直接理解自己的。因此海德格说，人在存有论上是离自己最遥远的。这个说法好像与我们的常识和直觉有点偏差。我们岂不是最清楚自己的人吗？我的内心世界任凭别人怎么去猜测都是不能完全猜透的，哪怕是他真的猜透了，他对我的认知也不会等同于我亲身的经验。然而当我们想当下把握真正的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首先，对当下自我的完全反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一个经验被反思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原来的那个经验。比如我这一秒感觉到很愤怒，下一秒当我反思这个愤怒的情绪时，它已经和原来的情绪不完全一样了。当我们要反思一个反思时，这个后一重的反思又与刚才的反思不一样。如是者，我们没有可能清楚把握我们任何一个心境、情绪和念头，或者说，我们没有可能把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换句话说，人的每一个当下的生命都是最显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每个当下总在我们反思它的时候与之失之交臂。因此当《中庸》的作者发现人生的道路是那无时无刻都不可离的时候，他也同时发现了那个由每一个当下构成的生命本身，正是最不确定，最猜不透的东西。由此也呼唤出一种对主体的严肃的追问：“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独”指的是人的独处，也可以指人的内在生命。人在独自一人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有自己知道，然而这个主体的内在生命却是人自己最难把握的。我们的一生由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构成，但这每一个时刻都是隐藏在深处的，因此人并不真的认识自己。很多不由自主的意念、情绪、习气，都在冥冥中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选择一个事业、喜欢上一个人、作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其源头可能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童年时某一次读到一篇动人的文章时心里的陶醉感让人长大后变成了作家，年少时的某次失落可能让人从此信仰了一个宗教，春意盎然的早上某一个回眸可能奠定了一辈子的恋爱，但某次刹那间的动摇和欺暪，可能最终导致一段感情的终结。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望人生，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好像和我们当初想的不一样，感觉命运弄人，但其实只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初心，忘记了那个引领我们走到今天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源头。因此人不应错失每个生命中的瞬间，至少不应自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心里的想法和念头，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这些念头只发生在我自己的心里，没有人知晓，因此可以隐藏在心底里。很多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隐藏心底不敢与外人道的欲望和腐败，最终东窗事发，身败名裂。其实这种自我欺暪是愚蠢的，每一次的自我欺暪都是错过了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最终自己的一生都是一个幻象和谎言，这些幻象和谎言慢慢从根上改变自己的气质和命运。正如林夕的词说：“命运由甚么铸成？心境每秒在注释生命。”我们当下的决定解释了自己的生命。
“独”指的是人的独处，也可以指人的内在生命。人在独自一人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有自己知道，然而这个主体的内在生命却是人自己最难把握的。（Unsplash图片）
他者与命运
然而如果人当下的生命是难以把握的，那慎独的意义到底为何？我们如何能理解和成为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进一步追问为甚么不能从一而终的就是自己？为甚么我的心境和想法会改变？这是因为人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当人生下来时，就注定了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海德格很早就在人的存在中看出了他人的踪迹，他认为共在（Being-with）是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不管他人是不是就在眼前，我们都是和其他人一同存在的。然而海德格的共在只是一个结构，他人的面目是模糊的，甚至只是在我们使用工具和理解世界时，间接地知道这个世界曾经被其他人创造过、解释过而已。相反，列维纳斯更为明确地反对这种主体主义色彩的解读。笔者在前文〈列维纳斯：他人的面孔〉中交代过，他者完全外在于我的主体生命。“当人面对面（vis-à-vis） 时，他人已经介入到主体的生命之中。这是一个人际间的处境，我们透过面孔和另一个活生生的人打交道，他/她拥有自己的生命和不可被我知晓的内心世界。”这个他者的介入构成了原初的道德处境，呼唤着人的回应。
他者的介入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相反，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时就已经暴露在他人之下。事实上，先秦的儒家思想者早已发现，那个隐蔽在心底下的当下的生命虽然对自己来说是难以把握的，但却对他人无遗地展露。这就是所谓的诚中形外。《大学》云：“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人心里的意念、想法和感情都表现于外，一切掩饰的企图都是欲盖弥彰，徒增羞耻。而且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外在性是一个先于主体的范畴。在一个遭逢他人的处境之中，他人的外在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跟我打招呼了，但我因为在想事情没有注意到。这时候对我来说这个当下是我不能把握到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在我身边路过。对我的主体生命来说遇见他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对我的朋友来说，我的沉默恰好是一个对他的回应。我在沉默中向他展示了冷漠。因此我当下的所作所为可能对自己来说是不清楚的，但却在他人的目光下昭然若揭。我们甚至没有机会争辩说我们没有留意到他，我的冷漠形象就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我很可能在自己也不为意的情况下失去了一个朋友。
根据《中庸》，我们之所以会牵涉入这种人伦的处境之中，是因为人有情。对于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传统来说，情都不只是内在的、心理的事件，如emotion一样。相反，中国人认为情是一个人际间的范畴，比如我们说亲情、友情、爱情时，此情不只是个人的感觉，而是一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对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情决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见到彼此是开心的，我们就是朋友；如果我们的相遇只带来愤怒，你就是我的仇人；如果你我见面没有甚么情感，我们可能只是陌路人；如果你的一点点情绪都牵动到我，那么我跟你的感情是很深的。人之感情让我们牵涉入人伦的关系之中。这种外在性也是超越于人的把握的，我无意之中对我朋友展示出来的冷漠就已经是一种情的表达。这种情的关系构成了整个人伦的生活世界，因此《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里说的“天下”与“天地”不同。在古汉语中“天地”一词偏向意谓自然的世界，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下”则意谓整个人伦政治的世界，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与“和”分别是这个天下构成的极点，人伦世界始于人有喜怒哀乐之情，终于人的感情得到最合乎节度的抒发和回应。然而这两个极点是抽象的、形式上的极点，实际上当我们在生活，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已经不会是无情之人。哪怕是无情，也是一种情的表现方式而已。当人作为一个有情的存在时，就已经既牵挂于世界，又暴露于世界之中。因此，人不能困在自己的主体生命之中，不能只有自己，人的生命同时连结于一切与我们相遇的人和事，我们如何去面对和回应这个世界，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哪怕是选择不面对、不回应，我也已经选择了以一种冷漠的、逃避的态度在回应这个世界，这种态度渐渐也就塑造了我的一生。
因此可以说，中与和构成了整个《中庸》的问题领域，正因为人是有情的，已经牵涉入一个世界之中，但不知道如何在此世界之中存在，如何去面对和回应他人的时候，修道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值得去认真思考。而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对如何成为自己的思考，也同时包含了对人伦关系和对道德、政治问题的思考。
根据《中庸》，我们之所以会牵涉入这种人伦的处境之中，是因为人有情。对于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传统来说，情都不只是内在的、心理的事件，如emotion一样。相反，中国人认为情是一个人际间的范畴，比如我们说亲情、友情、爱情时，此情不只是个人的感觉，而是一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Unsplash 图片）
不可能的任务
由此可见，人的存在问题和其他事物不同，虽然在事实的层面上我就是我，但在思考人生的问题时，简单的A=A已经不再足够呈现生命的问题；相反，人要成为自己却是一个最首要和困难的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归结为人的时间性。就“过去”来说，我们总已经前反思地牵涉入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了，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调整和思考总是延迟的。比如当我女朋友问我爱不爱她的时候，其实她在询问的是我早已向她表现出来的情感，我不可能思考和造作一个回答，因为任何思考和造作都已经是一个回应。我的任何可以思考而作出的回应，对她来说都只是犹豫和不真诚。因此人对他人呈现出来的情感，总是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过去，再多的解释也只是越描越黑。就“将来”来说，我与他人的关系也是一个无法终结的任务。或者说，我们不能以一个任务的思维来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想，在完成了甚么以后就能获得与某人的关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无限的关系。一段关系的完成代表着一段关系的终结。如果我们仍然保留有关系，我就要随时作出新的回应，准备好与你迎接将来一切不确定的境况。而“当下”，如上文所说，也是无法把握的时间点。这些都表明在一个已经向他人展开自己的生命之中，没有甚么可以完全的计划和把握，那是否表示修道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主体的角度看来似乎如是，但其实只要换个角度看，既然人已经是向他人敞开自己了，对他者的回应又是不劳而得的结果。因此对《中庸》来说，真正的成为自己不是有为地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相反，成为自己意味着把自己的真实生命向他者和命运彻底地敞开，不刻意隐暪和掩盖，想在他人的目光下埋藏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这种生命的彻底敞开就是“诚”。“真诚”不是凭努力有为而得的，而是把一切的有为造作放下，还原真实的自己。只要放下一切的私念、欺暪和造作，生命就能如其所是的向自己、向他人呈现，因此《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就是说生命的道路是可以无为而得、无为而成的。
这种诚的态度改变了我们向来思考人生和伦理问题的根本预设。我们总以为所谓的善或正确的人生道路是通过先建立一个理想，然后去实现它。《中庸》却提醒我们，一切的善和理想都只能在这种真正的自我敞开之中实现，因此说“不诚无物”。用日常的话来说，如果不是真诚的话，一切好的言行和德性都是造作和伪装，并不是真正的善和价值。而且一切的善和价值都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敞开之中才能被验证。因此真正的道不只是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贯彻着的道，更通向了其他人、通向了未来。经过不同人一起验证的道路，才能悠远、博厚、高明。而验证的方式就是在每一次与人的相遇中真诚的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回应一开始的问题：谁问我是谁？为甚么为了成为自己，人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生命，当我们觉得自己迷失了，不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面时，其实正好表示我们的人生处处受着世界、他人和命运的触动。正因为我们的生命永远向他者开放着，随时受到左右，人生要找到一条一贯的道路才会变成一个必要和困难的问题。明白了这个问题的起源，修道就再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实现理想的过程，而是一个舍离的过程。在修道的过程中，渐渐把自己的成见、偏执、自私和自大去除，真诚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才能真正的随遇而不变，遇变而处中。这就是《中庸》所揭示的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奥秘：在人回到自身，思考自身最隐蔽的生命时，恰好发现自我已经向他人敞开；而当我们真诚的回应他人、回应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继续阅读：中庸哲学系列（五）：如何成为自己？（四）：如何看透这个世界？（三）：谁问我是谁？（二）：人生的道路在何方？（一）：在无奈的命运中如何思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