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2）：体制收编、日渐反理性
“我们谈‘五四’在当下的意义、对香港的意义，往往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去反思这个问题。”回首100年前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识分子仍念兹在兹的纪念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宗义不禁感叹，“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了光环，没有了承担，变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继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导致知识分子失落主导社会地位的，就仅仅是“士大夫”光环的消逝、以及“忧国忧民”承担的瓦解吗？《五四反思：知识份子为何失落社会地位》三之二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为何失落主导地位（1）：自撤文化中心》一文提及，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识份子的自觉承担，但可惜的是，自五四之后，知识份子们要求中国传统经典退出中国文化中心，由西方新观念取而代之，这形成了“双重的文化边缘化”，即中国文化从中心退居边缘，而知识份子也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
至于家国情怀，放到香港过去百年的语境来讲，也历经不同变化。郑宗义概括，20世界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抛离“中国”语境，均可看见五四的薪火相传，例如1970年代的反殖反资，就是学生基于爱国而反对殖民地的行为，而1989年的六四民运，香港的支援活动仍然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到了21世纪，“在过去十几年，香港社会运动者自觉地将香港语境和中国大陆语境自动切割”，以寻求主体性，例如2012年反国教及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争取自决、自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不过，郑宗义强调，香港人并没有厘清“公民自决”和“民族自决”的分别，甚至为了“要和中国大陆切割，就将两件事混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已故知名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体制的收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份子的发声。郑宗义指出，“如今大学的体制，所有老师都疲于申请经费、发文晋升，家国情怀逐步被体制吞噬，很少大学教授写文章针砭时弊了，要么就是有政治目的。”
郑宗义慨叹，“你知道的‘知识人’肯定不止那几个，但报纸上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就好比，有这么多研究历史、传统思想的人，但有几个会在五四百年之际出来写东西呢？”
当今知识份子 堕落至平庸地步？
郑宗义近日在报刊撰文《知识份子遭收编，五四精神消磨》提到，除大学教授之外，当前的知识份子，还有由大学生毕业后晋身各个职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当大学生只忙于考试找出路，专业人士则忙于营生赚大钱，根本顾不上什么抗议承担，“这也是为何今天知识份子的称谓已堕落到极为平庸的地步。”
再者，五四背后本应包含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评估传统文化、理性地讲求民主科学；然而，用郑宗义的话来说，“香港实际上是越来越反理性的社会，反理性是指，很多人以立场先行，所有的‘理性’都是为‘立场’服务。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撕裂，包括一些有知识的人参与一些社会运动，和你立场相同的人做错事，你看不到，和你立场不同的，你就批评。表面看著像讲道理，实际上是不讲道理的......这也是香港无法继承五四精神的地方。”
然而，导致知识份子失落主导社会地位的，仅仅是“士大夫”光环的消逝、以及“忧国忧民”承担的瓦解吗？有论者提出，藏身在五四背后，还有一位关键的“先生”，长期被知识份子忽视。请继续阅读：【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3）：忽视“马先生”欠共鸣
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知识份子为何失落主导地位》，相关文章包括：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1）：自动撤离中国文化中心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2）：体制收编、日渐反理性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3）：忽视“马先生”欠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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