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港社运与内地切割 民主与爱国必定对立？
香港民间强调“民主”和官方层面强调“爱国”的五四纪念的张力，在回归之后进一步延续。五四的民主在建制派或亲建制的人手中，一来难以彰显国家话语权，二来具有高度不稳定的元素，所以民主的这层意义在官方纪念中被淡化。因此，官方制度化下的五四，多强调爱国精神，意在透过五四运动加强香港与国家的联系。（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报道之二）
民间仍以五四争取民主、自由和法治。2005年民主发展网络和多个民间团体发起“燃点民主希望”烛光晚会，呼吁继承五四的民主精神，争取实现全民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2009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写到，“面对中国的前景，我们呼吁中国政府： 一，‘落实民主改革’、‘打击贪腐’；二，‘停止打击维权运动，释放在囚异见人士，落实人权及言论自由。’”
九七回归后 持续的对立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宗义意识到，这种对立关系日益剑拔弩张，既造成民间与官方话语的切割，即使站于“民主”旗帜之下的民间也出现切割。他接受《香港01》访问时分析，“从香港语境说，二十世纪的学生运动，例如火红时代、国粹派、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反殖反资，这些还是学生爱国反对殖民地的行为。因为对共产党有迷思，仍有幻想，只是这些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时，仍与国家连结，以纪念六四最明显，“仍有支援中国民主化”；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在过去十几年，香港社会运动者自觉的将香港语境和中国内地语境切割……从反国教到雨伞（运动），有了一个明显切割，年轻人的本土思潮不断发展。港人开始争取自决、自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另一边厢，还是有一些人在讲内地的民主化，六四烛光晚会便在讲追求民主中国。
重思“德先生” 香港要怎样的民主
不难发现，当香港前途问题在八十年代被提上议程时，“民主”也成为香港和中国内地对纪念五四话语脱轨、对立的开始，甚至是中港的关系、身份认同转变的开始。那么如此关键的“德先生”究竟为何呢？一提到“德先生”或民主，人们往往联想到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定义的“民有、民治、民享”或者“主权在民”。这固然没有错。但作为香港与政治中国关系转变的转折点，这里所讲的“民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号召大家学习接纳。那个原版的“德先生”，确应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学生当时所理解和实践的“德先生”是怎样呢？毋庸置疑，从1919年的社会运动来看，五四可被定性为学生爱国运动；即便把时空拉得更大一点，从文化运动的层面来看，也体现着知识份子的家国情怀。郑宗义认为，“他们当时理解的民主，一方面是讲个人的，但不是一面倒的向往个人主义式民主，并不一定向往个人先于社会，也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是实行这种个人主义式民主。如果是个人主义式民主就散了，无法凝聚国家的力量，必须有一种非个人主义式民主，所以就是‘小我’让步于‘大我’。”言下之意，运动中奉行的“德先生”，似乎并非彼“德先生”。
再看八十年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眼中，人们吃饱肚子，天下就太平了。在一般人眼中，经济发展也是先于一切的。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副教授陈学然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内地更强调让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当家作主未必是强调一人一票。”这种观念甚至在今日仍然流行，“为何中国没有落实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讲，谁做皇帝，关我什么事呢？你让我有生活的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近现代的香港和西方一样，“对民主最普遍的理解是‘民有、民治、民享’。香港、西方很强调一人一票选领袖的制度得以落实。”
换言之，五四追求的民主，与今天香港谈论的民主存在着差异，那么当我们在今天强调五四的民主精神时，追求的是怎样一种民主？郑宗义指出，单就权力民授、个人自由、政治平等这些核心价值而言，香港追求的民主其实与五四追求的民主没有区别，至于个人主义式民主，也不构成香港当下民主诉求与五四的分野。“香港所讲的民主是否个人主义式民主？我不这么认为，就算是在西方也有很多学者批评个人主义式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人可不可以离开他的社群？个人主义式民主，主张个人就是自由，这些想法究竟是不是民主，又是否最好的民主表达方式，值得深思。”
一般人不会如此从哲学层面讨论民主，郑宗义直言：“今日香港思考的是，从‘反国教’到‘雨伞运动’可以看出，随着中港矛盾造成的疏离，港人觉得两制渐消失，抗争之后希望切割，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独立。”他指出，当中的问题在于港人要的是公民自决还是民族自决，公民自决是有限度的，是寻求建立民主体制，与民族自决并不相同，但在香港，“因为要和内地切割，就将两件事混合在一起。”
郑宗义分析，若从民族自决的视角看，近十几年来香港所有运动都和五四无关，“五四是他国的学生运动，我们参考而已”，但无论从历史、经济、文化还是现实来看，民族自决或独立都不是香港的可能选项，想要维持两制的平衡与香港的独特性，应该争取公民权利，而从这个角度会看到，在香港追求香港的民主化，与纪念六四、七十年代学运一样，“发现整个脉络回到中国的语境，就会看到五四薪火相传”。郑宗义强调，这个“中国”是文化的，不一定指向政权。
在郑宗义眼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民主是一体两面的，当追求香港民主化，不能缺少思考香港民主化与中国民主化的关系。陈学然则直白地说，“民主”是可以和“爱国”接轨的，也是目前香港应该努力的方向。“本地很多时候拿民主来对抗中共，变成反对国家，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民主和爱国其实没有冲突，你追求民主也是为了未来建设更好的中国。”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甚至继承五四呢？请继续阅读：【五四100周年】解读民主不应立场先行 学者：理性也是民主的根
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从爱国到民主 香港的五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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