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1）：失光环、欠承担
“我们谈‘五四’在当下的意义、对香港的意义，往往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去反思这个问题。”回首100年前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识分子仍念兹在兹的纪念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宗义不禁感叹，“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了光环，没有了承担，变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继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导致知识分子失落主导社会地位的，就仅仅是“士大夫”光环的消逝、以及“忧国忧民”承担的瓦解吗？《五四反思：知识份子为何失落主导地位》三之一
“知识份子”从英文“intellectual”翻译而来，一般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美国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强调，知识份子并非仅以知识来谋求生存，还对自己的专业和思想抱有敬意，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并对人生、社会、事业抱有使命感、正义感及批判意识。
四五运动八九民运 延续五四情怀
至于“知识份子”与中国的“渊源”，按照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的说法，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是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原型。据曾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考究，1911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章《The China Press》开始出现“intellectual”一词；他估计至五四前后，中文报章才使用“知识份子”，而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文章，是1928年刊登于国民党期刊《训练月刊》的《在国民革命路上知识份子应认清的方向》。
没有人会否认，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识份子的自觉承担。郑宗义在两个小时的访问里，便四十次提及“知识份子”或“知识人”之于五四的意义。他借用上述余英时的说法，指出中国知识份子的家国情怀和承担精神历史悠久，远至东汉、两宋之际到明末的太学生运动，都是五四的先驱，近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及1989年的“八九民运”，也是五四情怀和承担的延续。
然而，这份光环、情怀和承担，早已悄然起变。
士大夫至知识份子 从中心走向边缘
根据余英时2003年发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由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正是“士大夫”过渡至“知识份子”的阶段，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其社会地位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实质改变。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响，除了因为民族危机而产生的各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然而，早期的知识份子并没有自觉认识到有关因由，至五四时已“基本上反对以中国的经典来附会西方现代的思想，而且他们老实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这形成了“双重的文化边缘化”，即中国文化从中心退居边缘，而知识份子也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
郑宗义认同有关说法，指五四的知识份子和举人、进士一样有光环，“大家觉得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典范，言行具有指导性，能够吸引人跟从，具有影响力”，惟当今的知识份子愈来愈难有影响力。他举例指，八九民运时，知识份子已经失去了光环，“因为你平时不发声，光环已经失去了，‘娱乐’大众没有问题，像大学教授民主补课，要讲就讲，但有几个会因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你帮我们补课我们就学到了？大家反而会觉得，教授走开啦，我们自己话事。”
他相信，当社会运动缺少学理的支撑，就会流于冲动，甚至歪曲，故知识份子的角色非常重要，若有传统知识份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自然能一呼百应。
与此同时，已故知名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体制的收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份子的发声。请继续阅读：【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2）：体制收编、日渐反理性
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知识份子为何失落主导地位》，相关文章包括：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1）：自动撤离中国文化中心
【五四100周年】知识份子失主导地位（2）：体制收编、日渐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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