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不识的“中国方案”与“亚洲方式”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近日接受印尼媒体“时代媒体集团”（Tempo Media Group）专访，席间提及中国大陆在柬埔寨云壤扩建海军基地，以及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等作为，定调中国对外正遂行“战狼外交”，意图实现其区域霸权的野心。

在两岸关系方面，就中国外交部称“台湾海峡非国际水域”说法，吴钊燮重申台湾“维持现状”立场之余，也不忘就此扩张，认为相关主张“充满挑衅、威胁且制造区域不稳定性”。又面对印尼媒体访问身份，吴钊燮再引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The Shangri-La Dialogue），着意提示国际社会应对台海和平与稳定加以重视，并举“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与欧盟国家相继提出各国版本之印太战略，做为集体安全在此区域内的实践。

吴钊燮近年以台湾外长身份频繁接受外媒专访，已是台湾外交表现常态，观察包含联合驻外馆处官员投书西媒在内，台湾外交在“因国设事”上颇具有针对性。例如对应美加、纽澳与欧洲，台湾多次以“理念相近”、“民主同盟”为藉靠拢，对应日本，则多以“台日友好”的政社关系加以包装；此际面向印尼，引区域安全关切台湾问题，突出东南亚国家应正视中国大陆存乎区域霸权的发展野心，可谓其叙事重点——“区域”意指连同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皆是“局内人”，“霸权”指涉相关国家在中国大陆“称霸”在望下，与北京交往存乎位阶从属关系，至于“野心”，则暗示将来得失与对既有秩序的颠覆。

然而，台湾外长的这番说词听在东南亚国家耳里，显然是缺乏市场也与自身的理解“相去甚远”。相对近年应意识形态左右而友台的中东欧小国，东盟国家在有意维持独立自主下，在中美激烈对抗的这些年，并未有鲜明的立场站队。“军事赖美，经济倚中”依旧是东盟国家隐形的政治默契，由此对抗日益分裂与站队中美的世局变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多次言说“亚洲若分亲美亲中‘没好结果’”是经典陈述。

应疫情停办两年，今届复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也尤其传达了东盟国家的“国策”。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主张以“亚洲方式”（Asian way）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并互相尊重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直言“中国的正当崛起，应该得到各国的尊重”；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Hishammuddin Hussein）则强调，“无论美国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让他们相信，这必须符合东盟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

看在美台政府眼中，东盟国家坚持与北京交往的路线，是一定程度的“与虎谋皮”，只为周全自身的独立自主。但这等基于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偏视，实则是美台政府多年来不解与屡屡错判区域情势的主因。

细究过去数十年中国与包含东盟在内的国际交往，在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不可同日耳语下，业从“韬光养晦”、“和平发展”走向“有所做为”，其中反映了北京在解读全球权力多极化与对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2013年后，北京官方喊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看似各种亟待定义的名词组成，让西方无解“中国特色”与“大国外交”的底色，只能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霸权转移”找寻答案，自此自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自拔。

然而，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践，西方学界也有相应的反思，反问了世界有没有可能跟进青睐于“中国方案”？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华特（Stephen Walt）针对“中国方案”内涵，点出了其“保留主权原则与联合国中心主义”、“限制跨国资本主义，提倡混合制所有权制度”，以及“保留政治体制和文明多样性的选择权给发展中国家”等三点，认为“中国方案”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以东盟国家回应中美竞逐，又一定程度相挺，乃至于“理解”北京的立场回看“中国方案”，不难得出何以印尼防长会以“亚洲方式”声援之的结果。

就东盟立场看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外显的弹性与多边机制无疑是突出特色。放眼北京早先创建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与上海合作组织为例，北京于其中都非常强调“原则”，系一充满弹性的指导方针，且为了考量相关方的特殊需求与特殊状况，必要能弹性调整。与其相对的，则是一体适用且必须遵守的“规则”——如遇违反，甚而会被纠正，乃至于逐出。中国对待非洲如此，中亚如此，对待各方面往来更甚的东盟国家更是如此。

进一步言之，中国主导的众多多边框架都有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特性，不论是FOCAC、上合组织还是“16+1”峰会，重点都是中国与会员国间的双边关系，多边机制实则是中国发展对外的平台性质，且供应多元参与。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不在意个中成员是否享有共同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重点是共同参与，这一点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便非常重要，也投其所好。

这样的内涵基本突显了“中国方案”的包容性与连结性，各式伙伴关系于焉诞生。其连结性重新定义了区域的概念，跳脱传统地缘政治的考虑，致物理性区域的概念成为一个为求共同参与的过程——这与中国政治“儒式”传统典范有关，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北京倾向更长期也稳定的追求，进而强调了关系与共存的创建。一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除了有强化与周边国家连结的意图外，也表露了北京对外创建更具有社群共性的期待。

回馈在国际关系现实面，就北京的偏好来看，在中美近年激烈竞争的期间，只要周边国家没有选边，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北京基本就能够接受。中国式的多边框架对于不喜欢美国主导多边框架的国家来说，不意外会是具有吸引力的，东盟国家逐一表态尊重，并以“亚洲方式”回应西方对区域对立造势，个中深意，其来有自。

但不论是“中国方案”还是“亚洲方式”，对于无法割舍反中情怀的美台政府而言，尽是无效沟通，但造成两者失能失聪的因素有别：民进党政府主要犹恋台独梦想，遂将台湾前途发展投身“脱亚入欧美”，企图发扬光大“台湾牌”的制中效果，所以不见印尼防长“亚洲方式”的精要。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现实主义与西方中心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推己及人”假定了中国的对外行动皆为了颠覆而来，正是不识“中国方案”内涵与西方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方有各种天方夜谭的阴谋论日以继夜。总的来说，不论是美国藉香格里拉对话在东盟区域政治喊话，还是台湾官方企图以中国怀抱区域霸权野心警示区域国家，在两造不识“中国方案”与“亚洲方式”以何为贵下，相关说帖在东南亚区域注定没有市场，难有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