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缺水史｜日本大兴水利　为何仍解不了台湾人的渴

台湾与贵州虽位置相隔辽远，但都因地形之故，同属降雨量大却缺水的环境，因此自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后，历任官宪仕绅无不戮力修建埤塘水圳以溉农田。迨1894年清朝于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台后，日本殖民者亦得面对缺水的难题。由于挟著较先进的工程技术与资金，日本在台湾留下不少大型水利建设，这既是为了生存扎根所需，更是为了确保“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才需要更多水库水圳以榨取农业生产，好继续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壮大。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修筑的水利设施主要分两类，一是利用清朝原有的埤塘，加以扩建或贯通；另一则是迳自建造全新的水库水圳，借以增加灌溉面积。前者如修凿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与廿二年（1842）的高雄曹公新旧圳，在日本殖民者的强势管理下，于1920年先后加装四台抽水机于圳头，提高原有的进水口至14公尺，令原本因地势较高而无法引圳水的农田皆被泽惠，增加约1,939公顷的灌溉面积。

还有曾是北台湾重要水源的桃园大圳，亦是台湾总督府为了贯通整合此处遗留的清代八千多座埤塘。在此之前，尽管桃园、新竹等地拥有大量埤塘，但因为溪流短促导致集水区狭小，加上大汉溪地势较低难以引水，故这些埤塘多得仰赖降雨来维持，无法常年浇灌农田。而台湾总督府为了增加北台湾的粮产以供军需，遂于1916年开工，于大汉溪上游设置进水口，建造干线长约25.376公里、支线长258.872公里、共计十二条支线的桃园大圳，并以286个蓄水塘调节水量与连接水路，使桃竹等地不再缺雨即遇旱情。

当桃园大圳于1924年完工后，起码增加了可两熟的水田1万余顷，稻米年均增产约4万公吨，令日本得以进口更多台湾稻米。此外，日本于桃园大圳3号导水口设置的供养塔上，还写上“由是灌溉之利大开，平畴有艺，润物孔多财用日足”的碑文，凸显日本殖民者对粮食增产与牟利的期望。

至于最为台湾“津津乐道”的嘉南大圳与乌山头水库，则属台湾总督府为刺激稻米与蔗糖产量，才于嘉南平原打造的大型水利建设。嘉南大圳完工后，以浊水溪与乌山头水库为水源，灌溉面积约达12.6万顷，占彼时台湾耕地近六分之一。不过嘉南大圳的水量其实没丰沛到足以灌溉总督府设想的全部耕地，因此设计者八田与一推广三年轮作法，将耕地划分为许多大区，大区内再分为轮种水稻、甘蔗与杂粮的三小区，以此轮流供水，以尽可能节约的方式同时提升米糖产量，减少“米糖相克”的不利情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嘉南大圳与乌山头水库的修建，反而凸显了攫取经济利益远较民生需求优先的残酷事实。因为能同时拥有稻蔗与杂粮良田的台湾农民仅占比29％，只有堪种单种作物田地的农民却有32％，能种植两种作物田地的农民也才39％，故起码有七成农民得在轮作期间被迫休耕，并仍得缴纳高额水租给殖民当局；反观日本制糖公司却不受三年轮作的限制。也因此，如今为台独人士津津乐道、所谓日本人引入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实情是并非人人有水喝，南台湾人民缺水的困境并未获得根本性解决。

此外，日本殖民者在台修筑水利设施的另一项用途，即确保日本移民的生存。如台湾总督府于台东、花莲等处建立移民村，但由于台湾东部开发时间晚、长期缺乏足够的水圳埤潭，故日本移民被迫采取旱田施作，逼使台湾总督府不得不先后开凿卑南圳、吉野圳、丰田圳、林野圳等水圳，其中尤以卑南圳与吉野圳规模为巨，吉野村300余户日本移民俱仰赖后者的浇灌。

1930年台湾总督府又著手改修吉野圳，令其灌溉面积由原先的533.4顷跃升至约1,115顷，吉野村移民的农产收入亦自户均474日圆增加到1,334日圆。还有卑南圳于1936年改修之后，也令台东的水田面积扩增，并使日本总督府再自日本移入59户农民成立敷岛村，这都显露水利建设对殖民事业的推进成效。

正因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造大量水利工程的初衷，是为了榨取更多殖民利益，因此尽管渠给台湾留下诸多现代化水利设施，但其用途多半是优先供给总督府所需的农作物，同时台湾总督府也通过1921年颁布的《台湾水利组合令》，将原先属于民间兴建或维护的埤圳全收归公有，并藉著水利组合深入控制台湾农民，故这些水圳水库并未真正满足台湾人民的生存需要，旱灾仍时有所闻。

譬如1933年南台湾大旱，《台湾日日新报》便报道“台南州下大旱魃 如甘蔗被害犹烈 早谷皆闭粜然虑再跌”的灾情，云林斗六更是碰上二期稻作无水可灌的窘境。高雄亦是“高雄州下大旱害 面积万八千余甲 三千六百余甲全灭”的惨况（1甲约0.967公顷），迫使殖民者不得不暂时给受灾区免去地租税。彼时嘉南大圳已完工三年，却丝毫无力纾解旱情，更在在凸显殖民者的建设、绝非出于照顾殖民地的想法的真相。故台湾的缺水问题，在殖民者的手里绝无可能被彻底根除，必须等到光复之后才能缓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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