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地方政府一度称“猥亵不是性侵”　性侵防治为何这么难？

林志玲的师妹、台湾艺人隋棠近年热心公益，于2020年6月15日在Facebook上分享自己担任小学的性侵害教育讲师时，接到小女孩真实求助“无数次遭到叔侄侵犯”的经验。不料屏东县政府却在17日发公吿表示，经过县政府查证，“小女孩是被猥亵1次而不是被性侵数次”，并表示艺人这样未经专业查证的发文，会让屏东县政府遭到误解。

但是公吿发出来后，台湾的舆论风向却站在隋棠一边，批评县政府“所以小女孩被猥亵就可以接受吗”、“现在是次数问题吗”，还有台湾网民翻出台湾《性侵害防治法》表示，在法律定义上“猥亵本来就是性侵害的一种”，质疑县府现在是不是在重新定义法律。

经过一轮舆论发酵后，屏东县政府紧急于17日下午发表另一份声明，表示早前发出的声明稿“措辞不当”，将立刻修正，并且重申保护儿童是最高指导原则等等。在“修正”后的声明稿中，已经不见“猥亵”和“性侵”的差别，也拿掉了次数的争议，只表示县政府在接到通报后立刻由有关单位进行个案处理。屏东县长、民进党籍的潘孟安也于18日继续表示，会惩处相关单位。

其实，这也不是个案，而是很多性侵防治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当性侵防治工作者帮助受害人向外求助时，相关政府单位、学校、甚至家长都可能表现出不友善的态度，认为“麻烦都是工作者带来的”，宁愿不知道性侵事件的发生，或是把性侵事件定调成“只是猥亵”。

2015年在台湾辅仁大学发生的性侵事件，校方一开始也是定调成“猥亵”事件，直到受害者提吿并胜诉、加害者被判刑后，还是坚持事件是“猥亵”或是“一夜情”、“情欲流动”的校方人员，反而取代了原本加害者的位置，和受害者继续争论。

另外，还有台南启聪学校于2009年至2011年的2年间，校内才300多人就发生了100多起性侵与性骚扰案件，就算经过调查、披露，甚至写成书籍、拍成纪录片（改编电影即将于2020年上映），许多当时的相关人员也还继续在学校任职，而学校也还继续传出性侵案。

只要发生事件，很多相关人员的反应都是否认、掩盖，这是因为，许多机关采取的“考绩制度”，往往简化成“发生事件就是能力不好”，只要任内出了事，考绩和经历都会蒙上污点，所以对这些人员来说，不知道、不受理或是将“性侵“定调成“猥亵”，是最简单的选择。

对学校来说，则往往把“性侵防治”当做是“不是本业的额外业务”，而联络社工师、辅导师和警察的各种手续就让学校人员产生反感。尤其，要上法院作证的可能性、被媒体报道的可能性，这都会让学校产生“有损校誉”的不满。

另一方面，就算是在台湾，很多都市外的郊区、乡村地带，都还有着相当传统的风俗，对受害者的亲人、家长来说，遭受性侵害代表的是一件丑闻，伤害到受害者的名誉和家族、亲人的名誉。特别是台湾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性侵案中有7成是熟人性侵，这就代表着受害者的亲人往往也和加害者熟识，心态就往往会在“双方的关系”和“受害的事实”中间拉扯，也难怪会宁愿不知道了。

最矛盾的是，就算社会上普遍认为性侵害是严重的犯罪，但是因为各种制度和传统的影响，产生许多受害者不愿意作证、证人也不愿意作证的情况，让性侵害成为容易被放弃追究的犯罪。这种困境，也是很多防治人员和志工们的共同的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