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丽岛运动40周年　邀韩、港人士来台分享民主经验

台湾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被视为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分水岭，今（2019）年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台湾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于12月5日举办“美丽岛40事件暨东亚民主化比较国际研讨会”，邀请韩国、香港人士来台分享民主经验。

曾被求处唯一死刑如今大不同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核心成员号召群众在高雄发动群众游行抗议，诉求民主、自由、终结党禁与报禁等等，最终酿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人数最多时约10万人，一度欲冲击警察局，但在镇暴警察以催类弹镇压下，于半夜过后群众逐渐散去。

事件过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的搜索与逮捕，逾150人遭逮捕，其中8人被提上军法审判，但在国际压力下公开审判经过与被告陈辞，是为“美丽岛大审判”，8被告均以有罪判以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不等。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到场致词表示，自己是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当年29岁时在军事法庭被以惩治叛乱条例的“二条一”起诉，一度求处唯一死刑，但40年后台湾已经有很多的不同，回想起来虽然很辛苦，但也很感谢能参与到那个转变的时代，为台湾付出努力，其实也是一段浪漫的时代。

陈菊特别感谢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分会的克劳斯华尔特（Klaus Walter）、日本的渡田正宏、台湾长老教会的高俊明牧师，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有人站出来保护施明德先生，让他一时不被逮捕，显示人性的善良以及对人类基本权益的爱与保护。

民主化有多种面相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乃德在讲座中表示，美丽岛事件之后过了10年后陆续解严、开放报禁、党禁等，是因为陆续发生林义雄灭门血案、派黑道杀手到美国刺杀作家江南案，引致台湾社会与美国政府的不满；内政上又连续发生矿灾累积死者200余人以及十信银行的挤兑风暴，各种因素之下影响到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稳定性，因此时任总统蒋经国对民主化运动让步，并非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国史馆馆长陈仪深、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教授戴兴盛、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长玲、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苏彦图，则从历史、经济、政治、宪政等各角度谈论民主化的进程与发展，例如以开发、保育、观光等不同名义，将原住民族的生活领域收归国有，禁止其进入，并且将原住民族集团移住他地，至今仍不断有原住民为此抗争请愿；尽管号称人民作主，但民主制度中究竟由谁拥有何种程度的权利，仍然是必须厘清的议题。

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镇五、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东椿，也应邀来台从历史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享韩国的民主化经验，朱镇五认为人民有义务记住与昭示民主化运动中发生的事件真相，时时谨记国家权力的傲慢，但也要以一种共鸣与怜悯的心态去理解当时人的选择，才能透过历史得到和解与治愈。

金东椿则提到，韩国人民看似对各种街头运动相当团结且热情，但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街头政治以外的选项。金东椿解释，韩国长期是由“战争状态”来构建政府治理的逻辑，因此缺少政党轮替的日常政治，将所有批评一律打为“非国民”来镇压，在加上为求经济发展使得财团坐大的“财阀体系”，这些都是韩国当前政治结构上的限制。

香港的分水岭

香港人权律师暨人权监察副主席庄耀洸则为听众带来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至今的浓缩讲解。庄耀洸提到，“反修例运动”并非是为了反修例而出现的，反修例仅仅是导火线而已；包括香港政府对2014年雨伞运动中“占中九子”的判罪成刑，2016年对本土派议员的“DQ”（裁定失去竞选议员资格），到2019年数次的百万人游行“反修例”无果与警民冲突，都导致香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升高，跟著是对和平手段的失望，最后导致“勇武派”大量增加以及出现广范围的暴力抗争。

庄耀洸认为，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并非是运动的终止，因为半年的运动已经对香港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包括对衣服的颜色选择、对商店与餐厅背景的注意、对住宅与地铁安全的担忧等等，这些都很可能会进一步形塑和加强港人作为一个集体身分的认同，从而延续运动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