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蔡英文提政见帮养孩子大洒币　年轻人会因此敢生养吗？

随着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逼近，角逐连任的总统蔡英文于11月22日晚间在facebook上提出其最新的育儿政见，主张“0岁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孩子” 。蔡英文表示为了“让年轻人敢生、敢养”，预计在连任后加码育儿津贴，让育有0岁到6岁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享有5,000元（新台币，下同）育儿津贴。

对此，蔡英文更自信地以“史上推出最多福利政策的政府”自居，强调连任后将把台湾的孩子照顾地更周全。据台湾行政院表示，相关预算将从目前600亿元逐年增加到1,000亿元，以减轻家长负担。

蔡英文“0岁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孩子”的主张，其遣辞用句，不免让人想起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角逐国民党总统初选时所提出的“0岁到6岁，国家帮忙养孩子”这个叫人印象深刻的倡议。过去曾以财政理由反驳郭台铭政见不可行的民进党政府主张加码托育津贴后，郭台铭方虽“乐见从善如流”，但认为这样的加码金额，还是未达其所倡议的每人1.5万元的现金托育补贴。

不论如何，育儿津贴若能够加倍，对当前工资停滞的台湾家长而言，多少能减轻育儿负担。然而现金补贴的育儿政策并非万灵丹，毕竟当前年轻人“生育罢工”产生的少子化危机涉及的是整体社会以及育儿体系问题，绝非几个铜板的补贴就可解决。

育儿津贴的加码政策，更多反映出台湾长久以来，政府始终无法协助市场，建立可负担也让人安心的托育服务，而在政治人物多半只侧重短期政策效益，缺乏远见和长期施政计划下，也叫人难以期待它在未来有可能完善，因此在“聊胜于无”的现况下，人们的想法就会是，能够多拿些钱补贴家用，纵使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补。

尽管育儿津贴或有缓解育儿经济负担的效果，但执政者更应认知到其局限在哪，而不能够轻易把它与“国家一起养孩子”划上等号。例如过往的经验显示，通常在缺乏配套，再者政府也无法可管的情况下，育儿津贴难以防范的问题是保母或私立托育机构趁势涨价的问题。过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也曾坦言，假如幼童是就读私立托育机构，在“学费自由化”下，政府补多少，业者就会涨多少。

此外，发钱帮忙养孩子，它无法处理的问题还包括，难以让女性摆脱“照顾母职”的角色，更是没办法真的让年轻人“敢生、敢养”。

从现金补贴的育儿政策一直是台湾在托育政策上的主要对策，但台湾生育率持续下滑的现实也说明了，光是发津贴，对于生育率并无显著效果。因为实务上它往往只是成为本来就有生育意愿，或已经生育的家长“不领白不领”的补贴，纵使现在又加倍给付，但它终究是不足以让年轻人从“不敢生”变成“敢生”，或有足够诱因再生第二胎。

那么政府到底要如何跟家长“一起养孩子”，才能比较有效的减轻育儿负担，并达到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从托育的维度来说，关键就在于政府能否伸展其“左手”，在发钱之外，也要设法、有效地规约、介入由商业托育机构为主导的托育市场。

政府不只是需要严格把关私人托育机构不合理的收费和涨价问题，也要确保其照顾品质能让家长安心。另一方面，政府更应直接扩大社会投资在提高公共托育的服务量能上，借此亦可弥补托育市场的缺陷，不只是可以更有利的减轻家长的照顾负担外，也可减少因贫富和城乡差距而带来的教养差距，例如偏乡地区在业者无利可图下，就成了托育市场的真空地带。

此外，如何让降低台湾的高工时和落实友善的职场环境，使父母能兼顾家庭与工作，特别是要让女性不会因生育而被迫离职或被另眼相待，也是重中之重。

从更深层次的维度来说，要解决台湾“国安危机”等级的少子化问题，不只是要怎么帮忙养孩子，还要能化解青年世代在社会分配不公、低工资、高房价下所导致的“生育罢工”问题。因为不论一个经济体的GDP成长有多高、社会积累的总财富有多么富裕，只要其分配结构不能让多数人雨露均沾成为“持份者”、“利益相关人”，那么其对于孕育下一代的意愿自然就不可能提升。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民众，若自身连安居、就业都成了问题，其对结婚生子更不会抱有希望，而整个劳动力的繁衍和再生产自然难以进行，也预示着社会的崩解和不可持续的危机。

总体而言，有关蔡政府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所提出的“国家跟你一起养孩子”主张，政府要扩大财政支出、投资儿童，在概念上虽无问题，然而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上是否该侧重于现金式的补助，却是值得商榷的。

台湾民间托育政策的倡议者王兆庆在《崩世代》一书中，其在检视台湾和其他社会在托育政策的实践经验后指出，以直接发钱的现金补贴，其政策成效最差。在台湾经验中，王兆庆观察到，加码的现金补助，总是发生于选举期间，此现象也令他质疑“这究竟是在提高生育率，还是在提高投票率？”

王兆庆借镜世界其他能够摆脱低生育率的国家经验（如瑞典、法国）指出，在扭转少子化的对策上，“提供照顾服务，让妈妈无后顾之忧”是较为有效的模式，而政策可努力的方向包括，促进男性愿意育儿的文化、提供价格合理，品质可信赖的托育服务、保障育婴假和就业稳定和降低工时等。

此外，蔡政府在以“史上推出最多福利政策的政府”自居的同时，其实也应该负责任地提出其对于财政问题的主张为何。否则，就难以回应外界“败坏财政纪律乱开支票”的责难。不可否认，面对少子女化和高龄化的社会危机，台湾完全有必要更多的社会投资在处理育儿、养老等问题上。

然而诚如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所言，追求社会的繁荣、正义和永续，没有白吃的午餐，例如像投资儿童这类的“社会文明”建设，是代价的，有为的政府必须设法增加税收来支付这文明的帐单，检讨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

台湾财政窘迫，租税占GDP比例为OECD经济体的末段班（仅高于墨西哥，还低于有“避税天堂”之称的新加玻）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执政者多半“只敢减税、不敢加税”的财政态度上，到底台湾如何支付为避免社会崩解的文明帐单，更是值得台湾政治人物和社会大众进一步反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