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热播背后：台湾频发随机杀人案引发的善恶思考

2012年“曾文钦男童割喉案”、2014年“捷运杀人案”、2015年“女童割喉案”、2016年的“小灯泡砍头案”，近年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台湾的随机杀人案，为这座岛屿蒙上了一层血色阴影。这背后是个人人性的丧失还是社会教育的缺席，成了每一个台湾人在深思的问题。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沉重的善恶思考突破了以往台剧小清新的窠臼，在两岸网络引起热议···

《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在内地正式上映，但已成为网络爆红的电视剧。在内地最大影视剧评分平台豆瓣上获得近乎满分9.4高分，被誉为今年华语电视剧最佳。透过这部剧，内地网友也了解到原来台湾不仅可以出产诸如《流星花园》一类的爱情剧，也有探讨如此沉重的社会议题的作品。

凶犯在戏院里随意开枪射击，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凶犯的妹妹前途受波及，家庭破碎；一名男童的死亡，令其做媒体人的父母婚姻分崩离析；为凶犯辩护的律师执意找出社会的责任，为众人不解且排斥，包括其有孕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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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司法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纷纷埋位，多层次故事面和明快的节奏引人入胜。这部剧明显联系起过往几年台湾社会发生的多起随机杀人事件。何谓随机杀人案？杀人者不为财、不为仇，很大概率上有精神问题，他或她仅为情绪的宣泄，或激情犯罪或蓄谋已久，随机杀害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有犯罪学研究将随意杀人犯罪形容为“一种罕见而荒谬的暴力型态”···

一起随机杀人事件出现，公众或许认为是凶犯个人的精神心理问题，但当此类案件高频率的出现在小小的台湾时，整个台湾都在思考是否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是否社会出了问题？以2014年捷运杀人案凶手郑捷为例，他并无精神异常，也不是生活在社会边缘之人，但他曾坦诚他从国小就想杀人，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在他生命的过程中，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在《与恶的距离》中，人物形象方面有非常巧妙又有深意的设置：受害者家属往往有暴躁、偏执等的性格缺陷，而施害者家属却是纯良、凄惨的。两者的命运又被戏剧性的安排在一起：施害者家属与受害者家属以同事之姿狭路相逢，相逢之后，受害者家属该怎样熬过丧亲之痛？施害者家属是否应受到道德和舆论上的“连坐”？双方该如何面对对方？

受害者家属中是拥有第四权的媒体人，媒体人对于所有社会议题的把控，影响著大众的思考和情绪，大众不自知的网络暴力掩上了情绪障碍者求助的门，从而举起屠刀向每一个与他的悲剧无关却又有关的陌生人斩去——在这个悲剧中，受害者也无形中扮演著施加压力的角色，施害者在某种维度上也是受害者。

如此一来，究竟恶是施害者造成的，还是受害者造成的？ 有台媒形容，《恶的距离》剧像是一把锋锐的手术刀，在正义的表面划出一道道缝隙，让每个人心中窜流不息的小奸小恶如脓血汩汩流出。

正如饰演律师的演员吴慷仁所言：“我们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只不过是做出抉择的平凡人”。《恶的距离》的剧作者想要探讨的种种疑问，汇总成一句话，就是这部剧的剧名——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