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专访2】政治凌驾一切 参与中港合拍片遇上空前的矛盾
星仔对我影响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为你我这导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从那以后，我开始改变，不愿意再走以前那条路。
不惑之年来临前 周星驰令他“梦醒”
他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导演，一直在懵懂中摸索，快40岁还在考虑转行：“1994年，我去做了一年唱片，那时电影业不景气，而且我做得无瘾，心想：39岁，还有时间转行。”他们那一代导演，由电影工业入行，埋头苦干多年，才终于学到一点真本事，驾轻就熟的是商业电影的套路：计算、调度、桥段、合成、执行。但他天生是一个性情中人，自我在导演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又有了审美的经验，使他朦胧地感到不满足。
正在这时，他遇到周星驰。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脸上，他骤然清醒，断了对商业电影的依恋：“星仔对我影响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为你我这导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从那以后，我开始改变，不愿意再走以前那条路。”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杜琪峰创办了“银河映像”，与韦家辉结盟，在理想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做成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他记得那时在邵氏，舒琪看完《无味神探》，看出他的戏路在变。舒琪对他说：“看一部戏，不是看它是否商业片，而是要关注导演和整一部戏的视角。”他听了记在心里，往后的作品愈来愈有自省意识。
我们这样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时候变穷，因为你一穷就要求人，连生活都要求人我觉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谓‘艺术家最后那条路’。
结果，是创作的路愈走愈宽，公司的路却愈走愈窄，没过几年，穷到连交租都困难。他怕穷。
他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可是怕穷。正如他怀念胡金铨，最感慨的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的晚年。他惋惜当年无人介绍他和胡生认识，无法帮助胡生的困难。他曾经带老年的张彻导演去邵氏，邵氏从此每月支薪给张彻，作为顾问费。
他说：“我看见这些那么优秀的人晚景如此，我很警惕。我们这样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时候变穷，因为你一穷就要求人，连生活都要求人我觉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谓‘艺术家最后那条路’，可能正因为此，使我没有勇气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可是我不要求人，我要坚持我所做过的事，我不要到老来求你给我两块钱。”
开始说2亿，最后花了10几亿——如果当时拿10亿出来发展电影，随便给人几百万拍戏，已经好得不得了......但我们觉得不是那个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从此，他一直在创作和市场之间找平衡。熟悉他的电影的人，都看得出他用力在哪里，有人总结：杜琪峰一年拍三部戏，一部对得起老板，一部对得起观众，一部对得起自己。
经历香港电影这20几年的衰落，他对时代有了更敏感的触觉。
20年来哪里都没去 守在银河 努力拍戏
那些年，何冠昌邀请他去嘉禾，他没有去。他说：“他们那班人想要做另一个邵氏，讲得那么伟大我都听不懂。他们成天说，李小龙、许冠文都是他们创造出来。他们曾经确很注重培养新一代，可到了后来，你让三毛（洪金宝）走，让成龙走——喂，电影是梦来的呀！”
方逸华请他回邵氏影城，他也没有去。他说：“阿姐想要做全亚洲最好的影城，录音室、片场……什么都要最好。开始说2亿，最后花了10几亿——如果当时拿10亿出来发展电影，随便给人几百万拍戏，已经好得不得了。阿姐，你看不到时代呀，你心里面有个梦那是阿Sir的梦，你希望阿Sir给你的东西留在邵氏影城，但我们觉得不是那个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杜琪峰哪里都没有去，带着“银河映像”的一班手足，守在香港拍戏。拍《文雀》的时候，天星码头要拆，他心痛得不行：“是不是非拆不可呢？”于是他在电影中临时给任达华加了一场戏，用他自己的办法表明心迹，向老香港示爱。
他去大学给电影系的学生演讲，总是遇到学生问他怎样入行。他是个直肚肠的人，口里说“你自己想办法”，心里面其实十分过意不去，因为自己“搞唔到佢地入行”。
艺发局设计的那种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这样又要你那样，只会埋没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艺术了。
泡制鲜浪潮 批艺发局制度只想控制人
后面的事情众人皆知，他索性一头走进艺发局，搞起了“鲜浪潮”。他说：“我们那年代是工业给机会，现在工业没有了，政府一早就应该扶助。艺术团体很难生存。艺发局设计的那种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这样又要你那样，只会埋没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艺术了。”
他搞“鲜浪潮”，对资助的项目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努力。他要从作品中看见你拿了钱不是在混，所以设一个评奖。他说：“艺术家不是这样培训，可你总要给人一个机会。”他做了整整9年艺发局辖下电影及媒体艺术组主席。
“是什么令你有信心与官方周旋？”
“因为我觉得不难。我在电影界不是钦点的，我是选民选出来的，真能代表电影界。”
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戏，但是我要上去尝试一下，我要证明我不是一个懦夫。
参与合拍片为证自己不是懦夫 却从没爽过
2010年，杜琪峰终于上大陆拍合拍片。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坊间说他是“最后一个上大陆拍戏的香港导演”。他说：“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戏，但是我要上去尝试一下，我要证明我不是一个懦夫。”
他在大陆拍戏完全没有爽过：“你出一万个力不是在创作上，而是在别的事情上。”这令他很郁闷，因为“如果不是你所追求的东西，一切都不是积极的。”
即使这样，他仍然拍出了一部香港导演未曾做过，而大陆观众未曾见过的警匪片：《毒战》。在那部戏中，警察为了破案不择手段，而且最后都死了，论数量死得比坏人还多。这在半个多世纪的大陆警匪片中是无法想像的。
《毒战》两边不是戏 栽进前所未有的矛盾
最可贵的是《毒战》没有合拍片常见的那股“怪”味。讲广东话的讲广东话，讲普通话的讲普通话，从语言到情节到社会背景，真正融合在一个故事里，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既符合人性，也符合社会背景设定。
“他们说，别这么拍，不可能的，可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怎会不可能呢？一个好警察也会犯罪，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想出来的故事如果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香港。”杜琪峰说。
但这一次讲故事的成功似乎再也无法复制，打“擦边球”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何况《毒战》的票房也没很好。香港人觉得是大陆片：故事发生在大陆，有那么多大陆人出演，坏人居然全是香港人。大陆人不觉得是大陆片：好人怎么可以全死光了呢？
杜琪峰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
“时代只容许你喜欢钱！”
他从前面对的矛盾，无非老板、观众和自己。他拍商业电影出身，后来有了作者意识，在兼顾不了市场的时候，就“两条腿走路”，自己勤快一点，一边拍赚钱的电影，一边拍赔钱货。他不介意用不会演戏的演员，他总喜欢用会演戏的绿叶。他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导演，而且人缘好，遇到困难总能想办法克服。
可现在这个局面，一切都被政治立场凌驾——观众、老板、工作人员，连电影能不能拍，都被政治操控，令他无所适从。
他在北京碰见王晶几次，每次都鼓励王晶：“阿晶，呢铺你要‘chur’，擸撚晒佢哋啲钱！”结果王晶又拍回向华胜年代的东西，但是果然翻身了。时代青睐喜欢钱的人，时代只容许你喜欢钱。
我输在不熟悉大陆文化，可是我总觉得，那种不真诚，不是我对电影的追求。
《港囧》“打飞机” 老套廿年看不下去
杜琪峰说：“他那人是那样嘛，原来他那办法行得通。但你要我回80年代，我真不想，《港囧》那种‘打飞机戏’，我都忘了20多年了，现在再也看不下去。那我们就靠边站。靠边站不要紧，我继续想办法。李安做得到，说明还是我自己不够本事。我输在不熟悉大陆文化，可是我总觉得，那种不真诚，不是我对电影的追求。”
他把“银河映像”卖给刘燕铭，心里明镜似的：“刘生从没有干涉我，只有帮我解决问题，你还要对人要求什么呢？至于几时烟花、几时坟墓，到时再说吧。”
时代在变，不仅是政治，还有人的审美。他说：“我们以前的电影世界与生活有关，你要从生活中找内容讲给他听。现在吸引观众去戏院看的电影，像《叶问》、‘八爪鱼’（《美人鱼》）那些，完全和生活无关。现在的小朋友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
讲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是时代告诉我，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