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专访1】以万千肉身撑起港产片名声:“我们只是庸才!”

撰文: 王雅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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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尽管问,我答得怎样那是我的问题。”
杜琪峰的开场白
6个半小时的专访,杜Sir在记者面前畅谈人生、电影和时代。(林振东摄)

我和岑建勋在铜锣湾一间私房菜等待杜琪峰。那地方他常去,可以吸烟。等了一阵,他来了。岑生介绍我,我说:“昨晚才知道今天要采访您,准备得不好。”

杜生说:“做记者随时都要行,你专业的嘛。”

岑生望向我:“是我点你名,正好你又肯。”

杜生笑着看他:“你叫到怎会不肯。”

我说:“我入行浅,等下如果说错话,请您见谅。”

杜生说:“没事,你尽管问,我答得怎样那是我的问题。”

只三句话,杜生令我明白,毋须再解释自己的不济。

生于通州街楼梯底,从小在九龙城寨长大的杜琪峰,17岁中三肄业,进无线电视打杂,19岁被钟景辉免试塞进第四期演员训练班。

“第一堂King Sir教,好有启发性。首先写个‘Why’字:当你每做一个表演,你要知道为什么手要挥出去,为什么眼睛不眨地看人,这些很细微的东西,积累起来就是演绎。”

许多人演戏不动脑筋 夸张、离地

当时他不甚理解。后来入行,时间长了便发现,许多人根本不动脑筋,演戏只是有样学样。“旧时粤语片最明显——‘咦!’”他伸脖瞪眼学那夸张的动作。“你看东西会不会‘咦’的一下呀?生活中不是那样的,我要自然感。你是什么人就会作什么反应,一切由性格决定。”

“可你一早入行,大部分时间在片场,自己没有生活,怎知道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

“我有,从这组调去那组做事,后来去TVB,那都是生活。不过真要说生活体验,其实大多来自电影。电影是一个舞台,那一阵流行什么,就会有许多片子呈现,而电影里的歌、演员的衣服,又会引导潮流,成为流行趋势。”

那是他成长的时代,在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之前,电影先做了他的眼睛。现实生活是谋生,生活的感觉由电影告知。

“电影就是电影,是梦呀!在那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翻天覆地。”
杜琪峰
杜琪峰与恩师王天林(图右)感情深厚,更曾表示“天林叔”是他半个老窦。(美联社)

感激遇上钟志文

他是红裤子出身,崇尚实践,必须用辛勤劳动换取点滴真知。入行师从王天林,他一直以为做电影是为了生活。直到遇见钟志文,他蓦然发现,电影是梦。

“‘火鸡’的第二部戏我做他的副导演,他是一个好老师,脾气真坏,人是真有本事,幸亏我跟得了他。是他教我用anamorphic镜头(变形镜),是他令我见识什么是motion picture(电影)。我以前学的那都是drama(戏剧),摄影机的力量是‘火鸡’告诉我的,他说:‘只有摄影机才能代表导演。’”

有一场戏,钟志文做导演,杜琪峰负责搞爆炸,他见钟志文整整一天在那儿挖地,只为铺设一条轨道。等到快天黑,导演还不开机,杜琪峰心里着急,因为私底下他还有另一个片场要去。

这时,只听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机一路推过去——“哇!他竟能预见到所有画面,这里炸那里炸,我简直追不上他。电影就是电影,是梦呀!在那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翻天覆地。”

因为“火鸡钟”,从此在杜琪峰眼中,摄影的真谛是《投奔怒海》:只凭太阳光和摄影师,就能将眼前一切,由现实带入梦境。

“我总觉得电影发展要靠科技发展,像我们那种挑战极限是没有用的。”

他提到钟志文不喜欢徐克,是因为《第一类型危险》里的那只猫。“是不是非要去到那个地步呢?”过了许多年,作为该片摄影师的钟志文依然不能释怀。

杜琪峰说:“那时我们行事很刺激,对这些挑战甚至有些崇拜,到后来会想:‘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然而,处在1970、80年代的氛围中,人人都很疯狂:导演是神,行业在拼命,拼的是烂命一条。“‘那谁,18楼跳下来,多少钱?’谁够胆就谁跳,4盒纸皮箱、6盒纸皮箱——加到你8盒,跳吧。”

“我们只是庸才!”

他记得跟随钟志文去韩国拍摄《陆小凤》,高岗要从80多呎的高处跳下来,可是全汉城的纸皮箱找来也只有二三层。怎么办?于是全部人扯紧一张帆布等在下面。结果眼看他老兄从上面跳下来,只听见山谷里“啊”的惨叫一声。原来帆布跳穿了,高岗从地上弹起,跌进山谷。那地方在三八线附近,好在没跌到去北韩。高岗爬上来时,满脸是血,口中骂骂咧咧,自己也吓到了,赶紧送去医院。

“摄影师是‘火鸡’,他远远站在那边,叉着手:‘唉,jam菲,走100格,摩打jam撚晒。’那一刻真想哭。”

那年月杜琪峰自己也一样是“无知者无畏”,拍《阿郎的故事》周润发没摔成瘫痪,拍《十万火急》有惊无险,全靠老天保佑。“如果出事,就是终生遗憾。”他顿一顿,自言自语:“我们赔上了什么?可香港电影就是这样走过来,这样在世界电影中立足。西方不会的,人家从物理,从科学上想,我们不懂,我们只是庸才,只晓得用尽身体去做事。所以我总觉得电影发展要靠科技发展,像我们那种挑战极限是没有用的。”

杜琪峰赞扬前辈胡金铨(图右)的电影给无数的后辈带来启发,其拍摄的《侠女》1975年更荣获康城影展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图为当年胡金铨与电影主角乔宏和徐枫前往康城领奖的情形。(Getty Images)
“我是无神论者。如果仅凭一支死人签,或者哪个庙祝的两句话,这样就能决定我的一生,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

宿命论与无神论

他的电影充斥“宿命论”,要死的总会死,要发财的终会发财。看他在片场也会上香,开机之前一定要拜拜神。

我问:“你算过命吗?相信轮回、天堂地狱那些吗?”

他说:“我不信,我是无神论者。如果仅凭一支死人签,或者哪个庙祝的两句话,这样就能决定我的一生,那我存在有什么价值?还有破地狱,神经病!我10几年前做《黑社会》就知道‘唔衰唔做喃呒佬’。谁会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由头到尾都是你——你的恐惧来自你,你的崇拜来自你,你的一切来自你。所以,唯一的世界就是当下。”他相信的是另一种轮回:“轮回的是思想,如果你建立的东西能影响后来人,那便是轮回。”

他记得在戏院看《卧虎藏龙》,看到杨紫琼和章子怡在屋顶上追逐的那场戏,顿时想起胡金铨。当年那场徐枫和吴明才在树林中追打的戏,他没看懂:“打打打,追追追,只有个鼓和人在追,什么方向都看不清。”

胡金铨走得太前 观众跟不上

那一刻,他坐在戏院里,对眼前的李安、远去的胡金铨肃然起敬,心中满是激动:“李安导演,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导演当年做不到,因为没钱,你今日有钱,真的拍出胡金铨导演当时的思维,这追逐,这鼓声!”

在杜琪峰的世界里,历史就是这样得以延续:后来人看到前辈大师的戏,获得启发,上身成为自己,继而在自己的作品里,敲响呼唤的钟声。

他说:“胡金铨导演当年在欧洲谁不知道?中华文化是他发展的,《忠烈图》、《龙门客栈》,你看他那个美术!只可惜观众的欣赏水平跟不上。他最后那两部戏,《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我当年都看不懂,等过了10年、20年再看,才看出门道来:‘屌,你都未识拍片,咪睇唔明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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