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伊朗地下音乐世界　“犯禁”Rapper破例受访

伊朗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可能差天共地，但新一代的伊朗人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反叛和渴望自由。尽管日常生活还是有着诸多限制，道德警察无处不在，不少年轻人却偷偷犯禁：听西方音乐、看欧美电影、纹身、涂鸦、吸大麻、去地下夜店……在秘密世界里任意驰骋。
伊朗第一位女性饶舌歌手Salome MC也是在地下世界里寻找自由和意义，最近她接受了《香港01》记者访问，侃侃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

“寂寞是我追求自由的代价。我跌倒再站起来。我停下来然后继续前行。”不修边幅的短发，松泡泡的嘻哈服装，戴了头巾，但不是盖在头上，而是绕着颈脖当作一种装饰，眼前这位中东女子念起rap时手舞足蹈，眼里带有一股怒气。她是伊朗第一位女性饶舌歌手Salome MC。这个光环闪闪发亮，但她却厌弃这些世俗的标签。

笔者早前以电邮方式联络Salome，她说很久没接受专访，原因是她不爱跟着记者的“剧本”演绎故事，索性推掉访问。她提及自己几年前写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很多人渴望从我身上得到陈腔滥调的故事：一个被打压的女人，勇敢地对抗过时的、野蛮的制度……如果我不乖乖配合，演好这受害者角色，他们马上对我失去兴趣。”说的也是，不用强调打压有多凶狠、不用强调女性赋权，纯粹一个伊朗音乐人的故事，也可以很有趣。今次Salome破例接受访问，要求用自己的“剧本”诉说自己的故事。

跟许多地下歌手一样，Salome的音乐世界始于一个密封的睡房。在那里，她细听一张又一张音乐专辑—土耳其嘻哈乐队Cartel、美国饶舌歌手Paris、秘鲁的Immortal Technique……全靠亲戚朋友外游时买下这些唱片，再偷偷带回国，让Salome不出斗室，也可听尽世界各地的好声音。Salome长大后，这个小房子变身成个人录音室，空间虽小，设备也欠完善，但已足够让Salome无拘无束地做自己喜爱的音乐。Salome说：“这间房每一处污渍、每一道裂纹我都了如指掌。我需要在最熟悉的环境做音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即使我现在不再身处伊朗，我仍然是一个‘睡房音乐人’，永远都是。”

她还打趣说，或许她应感谢伊朗文化部，如果没有审查制度，如果嘻哈音乐、电子音乐等没有被禁，她便不会发掘出独特的创作方法，也不会找到自己。

即使我现在不再身处伊朗，我仍然是一个‘睡房音乐人’，永远都是。

音乐虽是Salome的专长，不过饶舌歌手只是她其中一个身份，另一个身份是多媒体艺术家。Salome接触嘻哈音乐前，已经迷上了涂鸦，年纪轻轻就跟朋友走遍城市各处喷画。“相比起做嘻哈音乐，涂鸦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晚上偷偷走到街上，万一被途人撞破就要拼命逃跑，免得被警察捉个正着。”

她大学时修读时装设计，毕业后远赴日本进修声音及视觉艺术，期间不忘作歌填词，然后在网络上发布。作为伊朗第一位女性饶舌歌手，Salome经常获邀到世界各地演出，曾移居中国，其后又转到美国发展。笔者问她在外国做音乐，跟在家乡有什么分别？她却说都是没两样：“反正我也是在家中灌录音乐，跟在伊朗的做法一模一样。现在我的音乐的确比以前好，这是因经历丰富了，与身处何方没有关系。”她又称即使有朝一日，嘻哈音乐在伊朗不再是非法，她也不会当主流歌手，成名和创作自由之间，她永远选择后者。“我宁愿有一个真正明白我的乐迷，也不要一千个只想跟我握手的粉丝。”

除了讨厌随波逐流，她亦很讨厌标签，不过伊朗第一位女Rapper这个身份太特别，别人介绍她时总离不开这个名号，我亦忍不住跟她说：“你可真是勇敢啊！”她这样回应：“老实说，这不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和我合作的人全都很友善，时常鼓励我。在我的音乐生涯中，我未遇过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即使有，也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我所遇到的难题，我的男同事也会遇到，然后我们会携手解决。”

Salome曾在一篇访问说过：“标签是很可怕的东西，局限了人的视野和想像。倘若我的新闻价值只是在于我的性别和国籍，我会感到沮丧。”她不是要否认自己的家和根源，但她曾经在不同城市居住，与其说她是伊朗人，她认为自己的身份更贴近世界公民或游牧民族。

正因如此，Salome的音乐不只是关注伊朗的社会议题，还有世界各地民众所面对的难题。她说：“我在歌曲《乘客》（Passenger）中探讨了‘游牧民族’这主题；《仇恨》（Odium）讲述女性自强不息；《自由的代价》（Price of Freedom）想带出的讯息是城市人想享受真正的自由，唯一方法就是远离人群，孤身走我路。这都是全世界正面对的问题，无论在德黑兰、上海、东京或纽约都面对相同的处境。”

我宁愿有一个真正明白我的乐迷，也不要一千个只想跟我握手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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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身处美国的Salome除了对家乡菜牵肠挂肚外，亦不时关心伊朗的政治和社会动态，会透过音乐与伊朗的年轻人隔空对话。“我不会夸夸其谈，不会作口号式抗争。我宁愿将自己的经历化成音乐，感染一两位听众。我相信改变有时候来得很慢，伊朗就像世上其他古老国家一样，在性别平等方面较别人落后，不过我始终相信伊朗女性的地位会慢慢提升，这是我最想见到的转变。” Salome满怀希望地说。这时我想起她的一首歌《Drunk Shah, Drunk Elder》：我没有经历过革命，但我的rap是革命性的，我的笔是我的武器……

伊朗就像世上其他古老国家一样，在性别平等方面较别人落后，不过我始终相信伊朗女性的地位会慢慢提升，这是我最想见到的转变。

 　地下音乐　伊朗人喘息的狭缝

曾几何时，伊朗是东西方音乐融合和碰撞的乐土。上世纪70年代，伊朗巴勒维王朝奉行世俗化政策，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令社会经历文化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时期，流行音乐得以蓬勃发展—迷幻音乐、民俗音乐、中东摇滚乐，歌颂爱情、批评政治，各式各样的音乐，应有尽有。可是随着伊斯兰革命在1978年爆发，什叶派教士霍梅尼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上台后极力抵抗西方文化入侵，将所有西方事物视为禁忌，派对、嘻哈文化、电子音乐……在政府眼中都是带西方色彩的邪恶之物。法律还限制女歌手只能以团体形式出现，只可在男歌手背后当陪衬。新政权更建立严密的审查制度，任何形式的音乐录制和表演必须经文化部审批，音乐、文化和艺术发展处处受限。

不过你有你封杀，我有我暗地反抗。不少音乐人偷偷在家中做音乐，然后上传至网络，与知音人分享。被誉为“伊朗饶舌音乐之父”的Hichkas就是透过互联网，让饶舌音乐在伊朗萌芽，及后更攻陷年轻一代。Hichkas的音乐糅合了东西方元素，以传统伊朗乐器和节拍，配以亢奋的轻快节奏，让人琅琅上口，歌词探讨抑郁症、贫穷、年轻人失业等议题。

伊朗年轻人的“反叛”不限于制作和收听地下音乐，还会偷偷参加音乐派对。已移居伦敦的伊朗音乐人Kasra V曾是秘密音乐会和夜店常客，“虽然是违法，但派对还是照样举行。伊朗人跟所有人一样，同样需要跳舞，需要尽情玩乐，需要发泄情绪的场所……我曾经去过一个派对，足足有400多人，都是靠短讯号召。”

到底地下音乐何时可以见阳光？伊朗政府近年变得较开明，审查制度亦稍放宽，音乐人能更大胆地尝试开拓未知的领域。Kasra V说：“一些音乐人正尝试创作富时代感的Techno音乐和氛围音乐，由于这些音乐都没有歌词，应该较易通过当局的审查。”尽管伊朗音乐距离零审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至少这里的音乐人未有放弃寻求突破，决心要令音乐变得更多元。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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