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慰安妇站起来　阿嬷：不管过去与日本人有什么牵连，我原谅你

台湾首间以女性及人权为焦点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开幕。
10月22日，《私密的伤痕》艺术展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63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创作来探讨战争和种族灭绝性强奸的作品。
当晚，记者出席了《芦苇之歌》在台北的户外放映会，那是一部记录台湾“慰安妇”在走过了苦痛、沉默与抗争之后，如何在晚年好好面对内在伤口，与自己生命和好的故事。
撰文：邓婉晴

影片接近尾声时，今年92岁的莲花阿嬷现身放映会场。她在台湾妇女援助会（妇援会）执行长的陪伴下，徐徐走上台，黑色的长裙套装在灯照下微微发亮。她笑着用台语说自己已经老了，又寄语年轻人要乐观。台湾目前只剩下最后3位公开身分的“慰安妇”，她的微笑，感染全场。

莲花在19岁时被骗去菲律宾当“慰安妇”，日本战败后随军逃亡，途中一名同样来自台湾的女孩遇难，她依其意愿将她装在铁盒的头发和指甲带回台湾，记录“慰安妇”故事的《铁盒里的青春：台籍慰安妇的故事》一书便是因此命名。莲花一开始总不愿以真名示人也不愿露面，但如今她知道只有站出来，才能让议题持续曝光。

打破半个世纪沉默的阿嬷

在台湾，他们唤“慰安妇”做“阿嬷”，阿嬷也是“老奶奶”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日军对性的需求强烈，接连发生奸污事件，日方为了维持军纪和防止性病蔓延，因此想出将“干净”的女孩集中在一起，专门随时供日军发泄性欲。除了刚开始从日本征召的一些女性原本就从事性行业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拐骗到他方做看护或煮饭能赚多点钱，而坐上贼船。住在部落的原住民，更是被迫白天劳动，晚上“慰安”。她们最小的仅14岁，青春还未开始，就被夺走。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从1932-1945年被送到慰安所“慰劳”日军的少女，介于20-40万，从中港台韩到东南亚，遍布日军占领的土地。男人在战场上争夺国家，女人则总是毫无选择地牺牲陪葬。战争结束后，又因为社会对“性”与贞洁的保守污名，令她们被迫沉默。等到1990年代国际“慰安妇”运动开始，勇敢公开身分的她们，早已是银发斑白，年届古稀的巍巍老人。

1980年代，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尹贞玉教授在日本展开“慰安妇”实地查访，发现二战期间被征召的韩籍“慰安妇”至少10万。1990年代，南韩37个非政府组织率先组成“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简称“挺身队”，Korean Council），敦促政府施压，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皇军的战争罪责，向受害者公开道歉并提供赔偿。1991年，金学顺（Kim Hak-Sun）成为全球第一位公开身分的前“慰安妇”，并于同年12月连同另2位幸存者，正式对日本政府提出控告。

受伤的灵魂需要的是道歉

韩国“慰安妇”的勇敢现身，对其他隐身在世界各地长达半世纪的幸存者来说，是极大的震撼。台湾的刘黄阿桃（大桃）正是从电视上看到控诉转播，才警觉世上还有人与她受过一样的苦。“我以为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是沉默的“慰安妇”在未看见其他同伴前的共同感受。

当时台湾正设立专线寻找“慰安妇”，鼓励当事人或知情者匿名通报。大桃最终鼓足勇气才拨电到妇援会专线，成为台湾第一位公开身分的“慰安妇”，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回想过去的一切，她说如果不是性子比较刚烈，“换着是别人早就死了”。

在韩国“慰安妇”控告日本后，菲律宾（1992）、荷兰（1994）和中国（1995）的前“慰安妇”也纷纷举控。日本政府在1995年成立“亚洲妇女基金”，承诺发给申请者每人300万日圆（现约21万港元）；但这基金会却是来自民众和私人企业而非官方。大多幸存者都拒绝接受，因为该负战争罪责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政府。

1992年，台湾“慰安妇”第一次公开演说时，是坐在一块黑幕后，只露出三双穿着鞋子的脚。因为无力的羞耻感，让大桃在首次到日本发表证词时，还是把脸遮起来，不敢以真名示人。当天活动结束后，韩国“慰安妇”生气地对她说：“这样很丢脸！错的又不是我们，错的是日本人！”她震惊了一晚，第二天开始，决定从此不再遮掩自己。

超越自己 为了让世人看见

她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超越自己，让世人看见；但即便再怎么努力坚强，内心长期深埋的自我唾弃、孤苦和伤痛，却非短期可平复。正是看见这样的失落，台湾妇援会从1996年开始，为这一群勇敢的“慰安妇”阿嬷举办“身心照顾工作坊”，透过戏剧、画画、歌舞、瑜伽等方式，帮助她们重新面对伤痛，脱离受害者角色，在晚年绽放精彩和美丽。作为亚洲首例，台湾这项工作的初衷是“尽可能让她们开心、放下”。

在“身心照顾工作坊”的课室，阿嬷在社工指引下把贴纸和布块贴在跟自己一样大的人板上，指出自己喜爱和不舒服的地方。身边的辅导师对她说：“那你要多疼它，祝福它，让它乖乖听话。”阿嬷乖乖跟着照做了。大多数“慰安妇”都来自社会底层经济弱势，从小到大都在照顾人，使被暴力对待过的身体充满病痛，更无法生育。

性创伤造成的是与身体的疏离、对周围存在感与信任感低、经年累月的失眠、忧郁与焦虑。积压多年的情绪不易讲述与释放，面对不堪的回忆，阿嬷一开始都不欲多言：“有什么好说的，都过去了。”“我不要说，一说我就会哭的。”她们只有在面对公众控诉时，才让人感觉愤怒。但在愤怒背后，其实是深深的失落与悲伤。

台湾目前只剩下最后3位公开身分的“慰安妇”，莲花阿嬷的微笑，感染全场。

流着泪也要走出性创伤

长期参与“慰安妇”运动的日本支援组织成员柴洋子在《芦苇之歌》的花絮篇中回忆说，陈桃一开始每次讲自己的故事都会哭，哭到最后甚至无法言语。“但后来慢慢地，即使边哭也能把事情说完，完整地表达想法：我不要钱，我要日本政府派人来我们面前道歉。”每一次的重述经历，是自我充权，也可能带来压迫。面对各种质疑和否决，她们知道自己是历史的唯一见证人，因此无论多伤痛，还是要说。在男人利用血光和枪弹来争夺战场的时候，女人的控诉总是闪着泪光，乍看一点也不阳刚，但却是她们所有的勇气与坚强。

1999年到2005年，台湾对日跨海诉讼经过三审败诉，当年仍未逝世的小桃在最后一次的集会上坚定地说：“我就是证人，我就在这里，一切还没结束！”小桃原名陈桃，曾是全台湾最年迈的“慰安妇”——她在今年（2016）年初过世，享年94岁。

召唤美好记忆疗伤

在一次主题为“最快乐的时候”的绘画工作坊中，小桃画了一个拿着书包的学生，说“我这辈子最快乐就是上学的时候，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快乐过”。她们在跟自己一样高的人像板上画画，画出来的样子经常是未受害前的少女模样。

但是即便日子再痛苦，还是有美好的点滴值得守望。在工作坊里，“慰安妇”不断被鼓励回忆起过去美好的人和事。除了童年时期受到家人的宠爱与呵护，大部分人也忆起了曾经在慰安所遇过好的日军。“他买我的牌子一整晚，却只跟我聊天。”“他说要回来台湾娶我，虽然之后没有兑现。”“他常送东西给我，买很贵的药给我吃。”

虽然是恐怖的地狱，但还是有好坏日军之分。透过召唤及重温过去美好的经验和记忆，阿嬷们重新感受自己曾经被爱与呵护的往事——哪怕这些片段是多么稀少珍贵。除了重温过去，她们也在妇援会的安排下结伴出游，户外摄影，穿毕业服拍毕业照，当一天的空姐和交通警察，甚至在母亲节那天穿起婚纱当一次美丽的新娘。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这些正向的快乐与记忆能慢慢冲淡被悲伤与冤屈占据整个生命的比例。圆梦与玩闹的阿嬷笑起来的天空，特别美丽。

原谅你 才能原谅自己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6年已将“慰安妇”制度定为战争罪行；2000年亚洲受害各国民间团体共同组成“女性国际战争法庭”，又名“东京大审判”，64位来自各国的幸存者到场作证。2001年12月，海牙国际法庭宣判已故日本天皇有罪、“慰安妇”制度抵触了国际人权法，日方应道歉赔偿，承诺不再重犯。可惜时至今天，迟来的正义依旧遥遥无期。

从遇害、沉默到等待，“慰安妇”快速凋零。从一开始寡言疏离，到欢乐悲伤同在一起，阿嬷之间因为有相同的经历，而建立起真挚的姊妹情谊。她们参与彼此的生活，在各自重要的节日如受洗中相互祝贺，也在姊妹离世的追悼会上分享相处点滴，为彼此的悲苦命运感到不舍。阿嬷在情感上变得温柔，因为情绪在多年的关怀和陪伴中得到抚平。身心照顾工作坊一直持续了16年，因多数阿嬷已经老得无法出席参与，才在2012年画下句号。

在一次“包扎伤口”的活动中，工作坊的辅导师要阿嬷们想像日本人和年轻时的自己坐在面前，可以跟他们说什么？今时已逝的小桃很平静地跟想像中的日本人说：“不管过去我和你有什么牵连，我原谅你。”接着转过头去跟年轻的自己说：“我也原谅你，我知道你很辛苦，年轻的你被骗了，你真的不是故意的。”

生命过去的缺陷也许无法回头，但改变当下观感和弥补遗憾，却让悲剧有了转化的可能。即使日军摧毁了她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小桃还是选择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对方。因为唯有坚持善良，才能让内心自由。就像即便每次回忆都伴随着伤口重新撕裂的痛，她们还是必须说，惟有如此，历史才会被看见，被记住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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