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教宗】“手作”赚钱变外出打工　工业革命后家庭定义剧变

社会不断转变，同时影响家庭观念亦不断改变。18世纪的工业革命对传统家庭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社会上以百万计的人由农村走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将以往在家庭进行“手作仔”的生活，转变成上班，家庭和工作被彻底地切割。

在工业化之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大部分的家庭都在乡村，地方很大而且自给自足。所有他们赖以生活及要在市场买卖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制造的；而且家庭同时还具有从家人相互保护到娱乐等其他功能。在这些前工业化家庭中的成年妇女有许多要做的事，她们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家务工作上。

从15世纪开始，已有部分国家开始引入人口普查的制度，当中包括生死、婚姻状况，以及税务登记等，至16及17世纪这类普查更广泛地在大部分国家执行。由这一系列数据，可以得知当时欧洲社会家庭的构成状况，现时一系列对家庭概念的说法如核心、延伸、垂直或平行家庭等描述，都源于对该时期史料的研究。

其后，法国社会学家勒普累（Frédéric le Play）在19世纪使用的三个基本分类方式，更广为社会学研究人士所接受。三种方式分别是以夫妇为本体、较迟婚及婚后独自居住的核心模式（nuclear model），主要出现于西北欧地区；以下一代继承上一代房子或物业的主干家庭或折衷家庭模式（stem-family model），主要出现于葡萄牙北部及法国，并通过阿尔卑斯山区流传至波罗的海地区；还有以一个大家族群居在附近的社群主义模式（communitarian model），主要出现在俄罗斯、波兰和意大利中部。

传统家庭模式未能适应社会

对社会学家而言，3种模式都未算能应对经济急剧转变。其中核心模式家庭，夫妇二人均要终身工作，同时要不断储蓄来为婚姻作准备，亦因为想趁年轻时结𦈏，于是当他们工资达到较高水平时便很快会成婚。不过，这类家庭当时会倾向有较多下一代，然后为下一代造成劳动力膨胀问题，演变成工资水平下降和产生迟婚趋势。

主干家庭模式虽能拥有所有模式的共同特质，但为继承产业，长子和其他兄弟姊妹会出现妒忌和对抗，家庭间需要为儿女成长后如何分配财产订立方向和条件。社群主义模式则相对较能应对经济转变，但容易造成家长有绝对权威，但下一代人数太多而产生大量争议。

在这环境下，家庭的构成其实充满着功利主义的影子。富有的家庭会为保障自己的产业，使用极小心的策略：投资于某一继承后代，同时为其他人预备足够生活的财产，例如将媳妇带来的嫁妆，作为流动资本给予一位或多位女儿作生活费。在16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以及17世纪后期的法国及英国，每个家庭所累积的嫁妆滚存下来，足够供养多名未出嫁的女儿过活。

家庭的角色，亦逐渐变成一种传递土地、货物、人力和文化的资本；但这种保护土地财富（富有家庭）或保护生存能力（穷人）的策略，亦会因为不同继承人有不同的摊派方式而有所影响，同时衍生了另一个问题：女人与财产的角色。这状况在工业革命出现前，嫁妆多少决定了女人和寡妇的社会地位。

自工业革命出现后，家庭功能不再那么重要了。家庭不再是生产的中心，不管是为了市场或是维持生活的生产活动都移到城市的工作地方。家庭变小，而且不再位于乡村，而是在城市。家庭所扮演的社会功能大大减少，只剩下消费、小孩的社会化和纾解情绪的功能。

当家庭功能减少时，之前把各个家庭维系在一起的社会亦变松散了。这些后工业家庭中的妇女要做的事变少了，而之前填满她们时间的工作也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社会用途。

现代家庭问题，亦源于工业技术把家庭先前有的功能减少了，或是几乎消除掉了，但是现代人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跟上这些变化的脚步。这两者发展快慢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有几个：有些妇女为角色焦虑所苦恼、有些夫妇亦步上离婚之途、有些则进入劳动市场。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由对核心家庭转变为更多新的家庭形式，例如独生子女家庭、同性恋家庭和单亲家庭等。传统的家庭形式正慢慢削弱，而家庭形式多样性正成为全球趋势之一。

出现种种变化，主要是社会上不同文化和平等权利的意识逐步擡头，例如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导致性别的解放，女性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已令传统家庭价值在过去50至100年间出现很大变化。更多的女性从事有薪工作，令父母皆打工的双薪家庭户增加，亦令家庭构成有所转变。

全球人口结构转变，例如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出现未婚同居、单亲、迟婚或未婚先孕等形式，令家庭的定义变得更复杂。香港更因为“土地问题”，出现夫妇结婚后不能住在一起等怪异现象；至于如何将同居这种新方式定义为家庭，现代人仍要花时间去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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