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专题】叙利亚如何从德国战后经验 踏上重建之路？
试想像香港成了一个战场，旺中、朗豪坊至半岛酒店沦为瓦砾，整条弥敦道被淹没在尘土之中，战争摧残的除了是建筑物，更是人民回忆的实体依据。
伊拉克早前从ISIS手上解放了摩苏尔，旧地已经面目全非；仍在内战之中的叙利亚城市如阿勒颇及霍姆斯，同样遭受毁灭性破坏。一个城市如何从灰烬里重生？《香港01》记者采访了一位叙利亚建筑师，了解他重建家园的抱负。
谈战后国家重建，首要了解的是重建乡郊比城市轻松得多，因为只要战事稍为平静下来，乡郊居民都可着手重建房屋，但后者所需的规划复杂得多。把废墟变回城市的过程大致可划出三个步骤：扫走街上的瓦砾，清理出道路；把瓦砾移离城市，尽量将瓦砾回收作建筑材料；开始重建工作。听起来很简单，但可能要花上数十年。
战后法兰克福 收拾断瓦残垣花十年
德国二战后的重建经验，值得叙利亚或其他战后城市参考。当年英美联军的地毡式轰炸，德国多个重要城市达八成的历史建筑物被夷平。以法兰克福为例，原来的55万人口锐减至23万，市内逾17万户住宅中约有9万户被毁，造成多达1,700万立方米的瓦砾。当时的瓦砾实在太多，起重机再多亦不够用，市民便团结起来，更要不分昼夜地徒手搬运及扫除瓦砾。
直至二战结束两年后的1947年底，共26公里路面瓦砾才能完全清走，平均每日清除速度约1500至3000立方米。瓦砾不会被全部弃掉，有部分可重塑成砖块等材料，足够用来兴建10万户民房。法兰克福战后的瓦砾清理及回收过程花了近十年时间，重建工程亦同时展开，当地瓦砾回收厂直至二战结束近20年后（即1964年）才正式停产。
瓦砾是材料 也是人文载体
单是瓦砾清理已花上十年八载，千疮百孔的城市要重建起来固然长路漫漫，何况背后还涉及众多问题。游历过德国的人，不免觉得它总缺少一份其他欧洲城市所散发的古典美及历史感，市内却尽是保养不佳的现代化建筑。如何在现代化与复古之间找个平衡点？德国人为这问题争辩了数十年，甚至近年仍有要求复建旧式建筑的声音，令重建工程在这72年来从未间断。
回收而来的瓦砾有些作建筑之用，亦有些被刻意保留下来，让人毋忘战争教训。柏林有一座80米高的小山丘Teufelsberg，德文解作“魔鬼的山丘”，是二战后由柏林移除的7,500万立方米的瓦砾堆积而成，至今压在一座仍未建好的纳粹军事学院之上。
至于当年在联军轰炸下的斯图加特（Stuttgart），全市超过45%被毁，150万立方米的瓦砾就被堆到一座市内高山Birkenkopf的顶峰，“长高”成为现时全市最高点，那儿更插上以废铁造成的十字架（下图左），同时也是看日落的绝佳位置。此类瓦砾山遍布德国各地，以作悼念与叫人铭记教诲，是重建过程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少建筑师都强调，不可彻底消除战后瓦砾，因每段历史都为城市刻下不同的人文层面，城市就成了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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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建筑师：重建岂止建筑？
德国与叙利亚情况不尽相同，但部分城内的受毁程度不遑多让。叙利亚建筑师Mohamed Al Mufti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在2012年由大马士革迁至贝鲁特，自此进行众多有关城市重建的研究。Al Mufti指出，战后重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假设战争全面结束，第一阶段是建构和平（Peace Building），重塑社会安定及经济稳定，为期大约三至四年；第二阶段则是实体建设，为期七至十年。《香港01》记者问Al Mufti，要重建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他认为是居住者（inhabitants）与社群（social fabric）。
其余要考虑的还有内战之后采取什么政治体制、人口宗教比例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新城市如何建成。Al Mufti又指，重建社会初期的首要条件是公共空间，而且必须让当地人能在最低干预下生活。留下来的人先在公共空间交流，从而共构和平社区，产生贸易、教育、文化等各种服务及活动。有了稳定的社会，才能够重组议会、市政府等机构，吸引人民回来居住。
公共空间可以凝聚社会，在战争里则是一种战略手段，大型广场在革命爆发初期成为民众聚集示威之处。以叙利亚霍姆斯的钟楼广场（Saa Square）为例，政府军重夺该市后也进占广场宣示主权；内战期间，政府军又刻意轰炸一些公众空间，包括市集、面包店、学校等，目的就是要防止反对派人士凝聚起来。因此，城市重建的首步是给予民众一个公共空间，让大众自由交流、做买卖，只有这样才会塑出社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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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来的“中东巴黎”——贝鲁特
越过大马士革以西的边境，邻国黎巴嫩由1970年代至1990年代经历15年的内战。素来有“中东巴黎”美誉的首都贝鲁特在内战中被摧残，珍贵的罗马式及马木留克式建筑只剩下破楼房与瓦砾堆。20多年转眼过去，市中心重建差不多完成，但批评声音不绝，成了战后城市的反面教材。
这是因为战后重生的贝鲁特，城市发展只着眼于经济方面，欲与一众富有海湾国家的大城市竞争，于是大力推动金融、商务及旅游业。Solidere是当地五年前的一个市中心地标，复修的古建筑加上玻璃幕墙的摩天大厦，还有名店大街、露天咖啡店、酒吧以及戏院，是上届政府构建的高档聚脚点，唯独缺了一点人气。
贝鲁特的旧影子不复见，却只有人工雕琢的欧式建筑。蓝色霓虹灯打在纯白外墙上，高级住宅单位多半空置，都是有钱人买来作投资，一到晚上这区便冷清清。不少人把责任归咎于本身是亿万富豪的前总理Rafiq al-Hariri，Solidere是其创立的国家附属企业，连新地标的建筑方针似是为了吸纳外资及讨好游客，丢失了古城的灵魂。走出市中心更见建设贫乏，公共交通系统几近绝迹，公共房屋少之又少，黎巴嫩近年更因为废物处理危机登上国际头条，市内垃圾桶无人清理，河道亦堆满了垃圾，问题拖延至今未解决，恐怕进而污染地中海水质。
公共空间—社会民主的温度计
Al Mufti定居贝鲁特五载，他形容该市混乱而不受控制，是一个胡乱重建的实例。记者跟他谈及Solidere，他就把公共空间比喻作一枚量度社会民主的温度计，并说：“即使设计出最有趣、最强劲的公共空间，若它没有塑造出集体主义及公众使用的文化，也是未能达到目标。”他又表示，如何在保留旧貌与重新建设之间取得平衡，是复杂的问题。文化需要进步，以切合现代日常需要，从大多数战后城市经验来看，依恋旧物或重建历史建筑都是次要，重点却在于城市愈合，如为新一代建构现代化校园。
记者问Al Mufti，若有天回到大马士革，希望城市会变成怎样？他形容，内战前的大马士革充满活力，演唱会、艺术展览、节庆活动、餐厅及酒吧成行成市，旅游业迅速发展，私营银行及政府设施充裕，不过开放背后充斥贪腐问题，“不论文化还是商业活动，或是工业，政府当局都在背后操纵。若想开一间戏院，你必须熟悉特定圈子的人。基本上，想在城里达到某程度的目标，你需要行贿及受贿。”
对于这位建筑师而言，他最希望叙利亚“重建”的是一套廉洁制度，确保社会每一分子都享有公义与平等，“作为一位市民，一位建筑师，这是我最疯狂的愿望。”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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