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足专题.球员权益4|球员工会的优与劣 成立必先克服两大难关

撰文: 袁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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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少有为投资者带来收益,令球员难有议价权,“老细足球”自然成为香港球圈根深蒂固的问题。球员面对不平事也往往噤声,只能寄望遇上良心班主,否则权益难受保障。
过去不时有人提及要建立球员工会,增加球员的议价能力,却一直只闻楼梯响。这一集,我们收集了正反双方的意见,也借用外地经验,探讨其可行性。
摄影:黄宝莹、黄舒慧

现今足总决策组织——如董事局、港超会议中基本上没有球员代表,话语权大多落在球会管理层、老板等资方代表身上。以近期推行“超级外援”为例,此举或减低本地球员上阵机会,惟作为持分者,华将的声音却难以完全在讨论过程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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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最终决策的足总董事会并无球员代表,即使是咨询机构的港超会议,也多由球会老板、管理层或教练出席。(资料图片/袁志浩摄)

足总声称要平衡意见,近年改革董事会,除引进独立董事,也加入曾效力南华及愉园、执教太阳飞马的陈志康。总干事袁文川虽强调国际足协没有关上“球员加入决策组织”的大门,却承认足总奉行会员制,球会自然拥有最大权力,“球员或只能透过间接或非官方渠道发声,其实他们找我也可以。不过,今年初举办新五年计划公众咨询会,球员又有没有出席、表达意见呢?”

足总今年1月曾举办《对谈港足─展望2025策略计划》公众咨询会,惟出席的大部份为球迷。(资料图片/高诗琦摄)

其实,球圈若无法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有潜质者亦不能全程投入职业足球;足总不时提倡要提升本地联赛水平,或可从另一角度着手,先让球员对本地波多一份尊重。有出道超过10年的华将认为,并非球员全职踢港超就是“职业足球”,而是应由环境、配套及制度等多方面做起,令整行变得专业,“有球员工会、经理人等制度的话,球员都会更加自豪。”

香港足总为保障球员,2017年起订立标准球员合约,按图即睇重点内容:

足总提倡球员工会多年仍未成事

足总早在2015年提出《力争上游——万众一心》的五年发展计划时,建议成立独立职业球员工会;至2017年南华自降后,时任行政总裁薛基辅又指正计划成立球员福利协会,惟两者至今尚未成事。袁文川被问及时表示“不知从何说起”,“可能事情解决后,大家就没有继续做,推动力不足够。”

至于去年当选董事的陈志康,当时曾扬言希望在任内促成球员工会,并在一季内商讨工会架构。一年过去,看似暂无起色,他表示改变非一朝一夕,加上期间出现审计报告、疫情等问题,这一年仍集中于游说,并研究自己跟足总的角色。

他透露最快在明年农历新年前,举办一个让所有球圈持分者参与、类似于同乐日的活动,创造交流平台,“能否成立工会将是后续,活动或可有助大家构思,但因疫情关系,暂未能落实,无法透露更多细节。”

陈志康一年前当选足总董事时曾指希望促成球员工会,但至今暂无重大进展。(黄舒慧摄)

球会球员各持已见

球员工会或协会的成立,是否就能解决目前困境?

有支持的香港球员表示,待工会成立之后,便能派出官方代表出席足总会议,“有时连球会也未必知道球员的想法,若球会想球员好,此举对他们都有帮助;足总也能更全面地思考。”这名曾效力富力的球员因前东家退赛而变苦主,他相信工会有助球员“善后”,“有前人经验,球员大概懂得更有系统、有效率地应对。工会也可设立基金让球员应急,及为球员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

理文会长李文恩不赞成设立球员工会,他认为其坏处比好处多。(黄宝莹摄)

球会虽同意要平衡各方声音,但东方体育会副主席游永强认为,球会的意见更应被重视,“这门生意很难马上有回报,球会仍愿意真金白银搞波绝不容易。我们让球员有较好待遇及出路,若仍要备受批评,还怎说服更多投资者入局?”

理文会长李文恩也认同足总需广纳球员意见,但却反对工会的诞生;他坦言“工会”二字对投资者而言“唔太舒服”,加上担心工会或带来权斗等是非,令老板却步。

他进一步讲述自己的看法:“工会会令老板变得弱势,效果也未必是想像中这样好。以往NBA或NHL(北美冰球联盟)都试过因工会跟球会协商不成而停摆,球员无粮出、运动发展滞后,最终受损的也是球员。我认为工会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若能避免问题出现,就没有这样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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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对上一次因劳资纠纷停摆在2011年,当年劳方代表为NBPA主席费沙(Derek Fisher,中),他为球员与联盟斡旋劳资协议。(Getty Images)

华将难团结 忧工会欠代表性

陈志康承认,设立工会的最大障碍来自球会,他认为必须消除此举等同球员“搞对立”的想法,否则球会或限制球员加入工会或以代表身份出席活动。

而球员工会在港之所以一直停留在酝酿阶段,他指出球员的取态也是原因,“球员会担心、很介意站出来带头去做。希望他们明白自己只是争取应有的权益,目的是令球圈更好。”

第一集我们已发现球员洽谈合约时因担心被“秋后算帐”而鲜有提出意见,但“团结就是力量”,设立工会最大目的,便是增强球员的议价能力。陈志康也深信球圈需要中间人,他举例称:“球员要求加薪但不满幅度,或者球会希望借走球员;若双方直接对话会很尴尬,或会影响关系;中间人便可作缓冲。”陈志康指在缺乏经理人制度的香港,工会代表似乎是合适的中间人。

可是有在球圈打滚超过15年的华将指出,球员普遍甚少接触此话题,也不太关心,“现时踢波揾到钱,只是保障不太完善罢了,感觉没有很大诱因,或有导火线令球员站出来。”

他又认为属既有利益者的高薪一族未必肯表态,若由低薪或欠地位的人士担任代表,认受性定必被质疑,“当香港连最简单的场地、资源、配套都未有,现在是否推动工会的最合适时机?”另一名曾入选港队的球员就补充,本地兵“自己顾自己”,彼此关系较外援之间疏离;并认为华将间缺乏领导人物,故难成立互助组织。

哪位香港球员具代表性、又可以领导工会?过去有人曾提起前港足队长陈伟豪的名字。(资料图片/黄舒慧摄)

重温港足经典人物、“香港队长”陈伟豪的生涯经典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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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会全方位保障球员

其实海外不少地方都设有球员工会,除了最基本的支援,也可在其他方面提供保障。

国际职业足球员工会联会(FIFPro)早被国际足协视为代表职业球员权益的机构,目前全球共有63个国家属其会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及印尼等亚太国家。它协助球员应对球会破产、假经纪等情况,同时给予医疗、健康及心理等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该组织为球员如何在隔离下维持训练及身体质素提供指南,更为各地球员面对的困境及不公而发声。

值得一提,FIFPro也会跟欧洲大学协办网上体育管理学士课程,并设奖学金,助球员做好生涯规划。冠忠南区主帅列文正是该课程的应届毕业生,这位早年效力英超富咸的守卫,同时是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EPFA)会员。

他透露英国球员甫签下职业合同,即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且会籍终身制,每年仅需付低价会费(150英镑、约1572港元)。“工会可帮你报读教练牌照课程、读毕后会退还一半费用;球员可享退休金保障,总之不论是财政、法律、合约、医疗等问题,他们都有专人给予辅导及意见。感觉有个很强大的后盾,令球员可以专心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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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忠南区主帅兼球员列文曾在英超打滚,现仍是英格兰球员工会会员,他以外国的例子细说球员工会可如何保障球员。(资料图片/袁志浩摄)

列文:工会可提高港超声誉

列文深信若富力的情况发生在英国,工会肯定会介入、并为球员争取应有权益,有助化解双方纠纷之余,也能避免球员向球会提出失实指控。他认为成立工会在香港“十分重要”,对球员及球会都有利,“这有助提高港超联的声誉,有助吸引更高水平的外援来港落班;本地球员有所保障,也会踢得更认真,长远改善联赛及香港足球的水准。”列文亦认为工会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球员退役后可加入,继续为球圈及下一代出力。”

有本地球员透露,早听闻有外援对香港不设球员工会而感到奇怪,他在对方口中认识海外工会的运作,直言感觉“窝心”、“几正”,希望香港设立有关组织,并成为FIFPro会员,“可能有机会跟外国工会联系,协助球员出外试脚;也可争取更多赞助及福利,助球员进一步提升场内场外的表现。”

列文相信成立工会有助提高港超声誉、吸引高水平球员加盟,并增加退役球员的就业机会。(资料图片/袁志浩摄)

参考马来西亚例子 彷英格兰模式

若然香港要设立球员工会,应该从何做起?

列文分享他在马来西亚落班时的经验,指当地在2014年尝试筹备工会时,透过向所有球员发放问卷收集意见,“他们会问你曾遇到甚么困难、认为工会能否帮助、支持或反对的原因等等;之后就找来一些较有名气及认受性的前球员去宣传、游说不同的球会及球员,再向政府及其他团体申请资助及帮忙。”

列文又透露,马来西亚职业球员工会在成立初期正是以EPFA为顾问,参考其运作模式。“在英格兰,每间球会都会有一名代表,他会负责该队的所有事,例如收集意见、出席周年大会、传递最新资讯等。”他直言本地足球环境比马国好,相信香港亦能借用同一方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

即使是邻近的马来西亚也在6年前成立了球员工会,最前身穿黑色西装者为现任主席、效力马超八打灵再也城(Petaling Jaya City FC)的Safee Sali,他正跟马来西亚足协会长YH Dato Haji Hamidin(右一)商讨当地足球发展及球员事宜。(PFA Malaysia Facebook)

本地波价值低 球员绝望:难以改变困局

要扭转本地球圈由老板主导的局面,球员工会无可否认是潜在方案,然而香港未必可能复制外国的成功。

有见尽球圈百态的球员更为此感到绝望,皆因香港球员价值未及外国,“拉舒福特可以为英国贫穷儿童发声,是因为他有能力有价值,他除了曼联仍可以选择很多球会;但香港球员发声,有多少老板会欣赏?除非你年轻、有家底、不志在踢波,否则你只能向现实低头。”

这位华将语重心长地指,多年来老细足球问题众所周知,即使再揭露更多内幕也难以改变甚么,更劝笔者不如勿让报导出街,直言本地波“悲哀”、“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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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当然绝不认同,任何事也有它的意义,透过报导令大众关注及反思香港足球弊端正是记者之责。球员也绝不应坐以待毙,不是因为看见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见希望。“价值”是应该由自己一手创立,试想想,只要愈来愈多港将具备外流能力,自然可以拥有更多话语权。

当然,这目标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但当最近看到邻近的台湾都成立了“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香港球员又能否为自己争一口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