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智库”港办启用：“中国智库、智库在港”能做些什么？
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一直扮演著对外交流、合作与开放的重要角色，大湾区也有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之地。“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5月10日启动CCG香港委员会新办公室，并举办“大湾区与中国式现代化”座谈会，邀请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出席见证，共同就“智库在香港”能发挥多大作用，得为政策决策者、专家学者和商界精英提供合作交流国际平台，如何推动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全球化智库”成立于2008年，是首个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也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CCG自诩“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积极发挥智库咨政启民、国际传播、二轨外交及政策研究等职能。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王辉耀致词时表示，非常难得在香港启用新的办公室，香港是一个国际中心，要继续发挥在大湾区、在中国的核心纽带作用，“我们愿意在这边，推进香港作为中国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国际智库交流还是吸引国际人才方面，为大湾区、为中国，香港都是最好的窗口”。
对于在今时今刻的国际情势下，智库能为中国协同香港、大湾区整体发展提供怎样的助益，智库角色又正面临何等局限与挑战，与会者纷纷发表看法，期待能为智库定位之于国家发展带来更大的活性。
香港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兼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吕祥率先发言，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底下，国家能力跟治理的竞争是要点，面对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我们能否保持定力是个难题”。吕祥直言，国家智库毫无疑问有著很多学识丰富的专家学者，但欠缺懂得交流的人，“会交流本身就是学问”；此外，国家智库内在的“纪律”问题导致自我约束，也是智库效果不彰、打折扣的因素之一。
CCG香港委员会常务理事洪为民表示，香港的智库界很弱，少有智库有自己的研究能力，与大学的合作也很有限，“我们的智库基本是意见智库，缺少研究数据支撑”。洪为民呼吁香港也应该多多吸引国际智库来港，“交流是好事，增进认识，减少误判”。
此外，针对如何“说好中国故事”，洪为民认为，中国有很多论述是外人怎样都看不明白，香港人都看不明白了，何况翻译成外文？“智库界应该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用能让人明白的语言来说明政策”，同时，中国也应该怀抱同理心，才能让外人知道中国想要做些什么？
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马旭飞以“CCG在港设立香港委员会，是中国智库的出海”为喻，同声智库应该思考“如何做到超越学术的影响力”，才能介绍好中国，让包含香港群众在内，听懂中国故事。
针对内地与香港智库的发展，团结香港基金会助理研究总监郭凯杰表示，中国事实上有一个很完备的智库生态链，但这方面的环节就连香港都不知道，更遑论国际知晓，“中西之间的智库联系与认识其实是断裂的”。
郭凯杰接续前位学者就国际人才与如何说好中国故事继续发挥。“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人才是跟著机遇跑的”郭凯杰说道。“从研究部门来看，香港有人才流失的问题没错，但吸引人才最直接的，还是要从教育、院校著手。美国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有完善高校系统，让人才留在当地、贡献当地，香港也应该去想如何推动。”
至于在说好中国故事方面，郭凯杰表示，诸如举办国际论坛等活动，国内智库做了很多，但举办完论坛之后，如何国际化又是另一个问题。郭凯杰提醒，当前许多论坛嘉宾在论坛上发表很多意见，不仅缺乏好的翻译，也没有意识到该怎样做成国际媒体看得懂，且能以新闻发布的形式，将相关讯息良好的国际传递出去。“很多中国内部政策，别说香港人，就连我们自己研究员都看不懂”。“有时候一些政策文件，写得是中文，但全文就是看不懂，更别说国际了。”
另一方面，与会学者也就金融与科技领域发展，提供了智库角色可以发挥的可能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亚洲区副院长陈维康即表示，中美之间互信关系，创下史上最低，造就“现在是最困难也最有机遇的时候”，放眼“去美元化”的大趋势，对香港来说便是很大的机遇。
纵然还是有很多人忧虑“去美元化”的后果，但陈维康认为，香港是中国境内外，唯一一个可同时提供“可有可无”以美元作为支付的地方，“一方面不能依赖美元，另一方面也不能做到抛弃美元”。
陈维康预判，香港未来在金融方面可以发展出怎样的能力、人才与制度，来支持中国国家金融层面的战略布局，尽管具体尚待厘清，但这已见得是未来会发生的事。
陈维康表示，放眼东南亚、中亚、南亚、南美等国家，都在中国国家影响力范围之内，“香港准备好了吗？显然还没有。”陈维康指出，香港的金融机构非常传统，虽近两年已有改变，但香港困于过去只看重香港跟欧美之间的金融关系，这固然是香港独特的优势，也很重要，但同一时间，香港也要备有B计划。对于未来愿景，如多少年后中国外贸可能便有一半“去美元”，留一半用美元，此间暗藏很大的机会，香港要懂得把握。
最后，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以香港如何做好“超级联络人”收尾。苗绿提出，在国际联络与思想创新层面，是香港可以积极把握的要项；有鉴于中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差异，香港是有能在两者之间扮演好“超级联络人”的角色。此外，关于物质创新在中国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但中国智库如何在设置议题上同样具有创新力，则少有人提及。苗绿认为，以西方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工作上，与媒体存在共生关系，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以期在设置议题的能力可有更好的作用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