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整治”与政策成本｜安邦智库
本文源自安邦智库
中国的教培新政（即“双减”政策）引发的市场地震仍在持续。由于教培新政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盈利、融资或上市，全球资本市场都受到冲击，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加速下跌。
在截至7月28日的三个交易日，好未来、高途集团、新东方股价跌幅分别达到73.15%、69.83%、65.78%。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概股中的互联网股的损失也非常惨重，阿里巴巴、拼多多、贝壳、百度分别下跌9.9%、24.23%、36.07%、11.57%。相较于年内高点，新东方、高途集团、好未来跌幅均超过了95%。阿里巴巴跌超20%，拼多多跌超55%，百度跌了54%。据彭博社报导，覆盖98家在美国上市中国大公司的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重挫逾19%，与今年2月触及的纪录高位相比，该指数已近乎腰斩，成份股公司市值蒸发了8290亿美元。
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巨头也持续大跌，7月27日，腾讯控股跌近9%，创近1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团大跌近18%。近三个交易日，腾讯控股跌了18%，美团跌了31%，阿里巴巴跌了13%，快手跌了25%，上述4家公司的港股市值三天合计蒸发了2.21万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84万亿元。
此轮中概股和港股持续下跌也让排名居前的民营企业家富翁们的资产缩水不少。据彭博社的资讯，2021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合计缩水了18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人民币。具体来看，钟睒睒、马云、马化腾、黄峥、王兴、张志东、雷军的身家分别缩水了86.4亿美元、40.6亿美元、107亿美元、346亿美元、716亿美元、498亿美元、102亿美元。其中，最近一轮股市大跌做出的“贡献”不小。
教培新政改革只是中国近两年一系列规范市场行动的“高光”部分和最新行动。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过多次整治市场的举措和政策出台。比如，发端于去年10月的蚂蚁集团上市叫停风波，对互联网巨头垄断行为的打击，近年不断加力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大旗之下对各种“灰犀牛”的打击等等。与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快速扩张、政策尺度宽松、鼓励发展为主的环境相比，现在的市场环境的确要“严苛”很多。总体上看，一种严格“整治”的大环境正在形成。
虽然市场人士对于发展环境变化有些微辞，但从政策出发点、要防范的风险来看，一系列规范、收紧、强化治理的政策举措并不能算错误。防范金融风险、推动市场降杠杆，有错吗？抑制房地产巨头的扩张、防止它们债务风险爆发成为“灰犀牛”，有错吗？打击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垄断行为，有错吗？在大资料时代，强化资料安全意识、保护个人隐私，有错吗？在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抑制国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有错吗？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拒绝逐利的资本“异化”国内基础教育体系，有错吗？……
都没有错！
从单项政策来看，每一项规范性政策都有充足的理由。不过，当这些单独看都没有问题、都很有必要的政策形成合力时，国内市场环境就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客观来看，当多种规范措施一齐施效时，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宽松度被大幅压缩，融资环境普遍趋冷，市场信用链条普遍绷紧，企业和企业家们的瞻前顾后则显著增加。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近两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企业明显感到这几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萌生退意的越来越多。
实际上，感到市场环境“紧张”、“不轻松”的不只是企业，很多在一线的政府官员们，也感到现在做事越来越难。由于基层政府官员（县级和市级）直接肩负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要招商引资、要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因此这些官员们能直接感受到企业面临的酸甜苦辣。不少基层官员们有些无奈地表示，做事的环境越来越紧，想干点事情越来越难，做事时的掣肘越来越多。原来能甩开膀子去干、去拼的事，现在冲两步就得回头看看是不是出错。除了市场环境的变化，体制内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成为干事的牵制。有基层官员抱怨，现在检查太多、审计太多、开会太多，下乡时间少了、帮企业解决问题的时间少了，很多时候，是带著负担在做事。
对于一些掌握政策权力的较高层政策部门和监管部门，则处于另外一种状况。从企业和基层政府部门的反映来看，市场对这些政策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评价不高。政府部门是市场的规范制裁者和裁判，对这个角色，市场并无异议。但让市场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只从单一部门的角度出发制订政策、实施监管，一味地大力度整治市场，严重地降低了市场活力，影响了市场生态，形成了明显的“政策共振”，造成了一些破坏性的效果。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房住不炒”的长期发展思路没有错，但在执行房地产调控时，多个部门形成合力，金融监管部门不断高喊房地产是高风险的“灰犀牛”，要从金融资本上对房地产进行“限供”甚至“断供”；住建部等多部门发布档，要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格控制房价；部分城市严控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从购买端进行限制；在严格调控之下，银行系统也开始不断收紧对房地产的融资——减少额度、擡高成本。
但是，当这些政策部门纷纷从本部门发力的时候，对于发力调控、综合整治的后果是否有足够清醒的考虑？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一些政策部门对于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可能并未有足够的系统认识。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发生风险，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足够普遍的风险因素一起发作，也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政策部门是否意识到，如果大家基于防范风险的目的来一起引爆风险，同样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还是以房地产调控为例，以现在已经引爆风险的案例来看，国内如果有6-10家房地产巨头集中倒下，将会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城市经济、金融业内、社会公众等领域，引发强烈的海啸级的系统性风险。
很显然，这不是调控政策想要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集中整治、政策共振、墙倒众人推的调控方式，出现上述系统性风险并不是没有可能。面对众多的潜在风险，有效的、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做到“精准拆弹”，而不是不加区分地主动引爆多个炸弹，那样的结果只会是鲁莽地触发系统性风险，使本来可以分散规避的风险集中爆发、提前到来。
公共政策部门如果鲁莽施政，将会产生很强的负外部性。在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政策部门都要各担其责、各尽其职、各成其事。那么，如何才算是担责尽职成事呢？在我们看来，政策部门都不能忘了一个基本点：应该努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把事情“办成”，而不是把事情“办砸”！如果中国股市始终发展不起来，一直处于低残状态，老百姓根本无法从中获得财产性的收入，喊再多政治正确的口号，也不能算作成功；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不能为中国经济提供稳定的支撑，灭掉再多的“灰犀牛”个体、引爆再多的风险机构也没有用。只有从老百姓、普通投资者、企业角度来研究和制订政策，才有可能找到符合市场需求的政策“初心”。
对于当前许多大力度的政策，有些关键问题值得一问。（1）我们的政策制订和执行，是不是只用“对上”负责，而不用“对下”负责？市场、投资者、企业和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被忽略？（2）采取整治措施的部门，是否真的不知道后果？无法预见到后果？（3）在目前体制内的研究和咨询体系内，是否真的无人警告每一项大力度政策可能的后果？（4）如果提不出来系统的、有效的校正性解决方案，就只有踩刹车这一条路？与此相关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中国猛踩刹车无比容易，但问题是，这一脚刹车踩下去，损失惨重：美股+港股的中国上市公司，共有7.2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没了；7月26、27日，A股共蒸发了4.3万亿！难道这种巨大的政策损失，是政策出台前就事先确定好准备承受的代价？
稍有理性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我们不相信（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政策部门会以此作为既定的政策目标。
追踪市场变化可以判断，此次以“双减”政策为代表的国内收紧政策，对资本市场的打击很大，相当一部分资本属于“结构性退出”，甚至是永久性退出。不管是打压还是安抚，政策来回折腾对投资者都不是好事，其市场影响都是负面的，市场都会视之为政策变动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所处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要搞好“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迴圈”，本质上还是要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这应该成为政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充满“整治”意味的政策环境是不健康的，无助于在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保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健发展。最重要的是，政策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实施，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如果政策不把市场当回事，市场会以长久而深刻的低迷来回应政策。
本文为安邦智库7月29日每日经济分析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