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思想】对话柯华庆・下：中共是时候总结并提炼其理论了
对中共而言，2021年是一个特殊年份。99年前的1921年，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两名第三国际代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被迫中止后，改为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党员已超过九千万人，成为世界最大政党，而其所带领的中国也已和百年前的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一个理论型政党，在临近建党百年之际，中共将如何直面当前面临的理论危机？备受关注的“习近平思想”会否最终冠名？
《香港01》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此为访谈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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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思想】对话柯华庆・上：中共理论班底为何跟不上习近平的步伐
01：你曾公开呼吁，为了形成反映时代特点、逻辑自洽和简明扼要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时代只能是邓小平理论，在习近平时代只能是习近平精神。否则，由于时代变化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就会破坏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使得人们无法遵循。
按照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今天习近平思想本身应该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以只需要习近平思想就够了。但在现实政治中，这显然没有做到，所以很多人面对问题就会往回看，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去寻找。
柯华庆：你的理解非常准确，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是有发展脉络的，前人的思想和理论，会凝聚在后来者的思想里面，只不过中国现在要把前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内容进行体系化，进行建构。习近平的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习近平思想也必然会包含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
01：你说要建立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主要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吗？
柯华庆：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现在官员、党员的思想很繁杂、很乱，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怎么去认识未来，很多人只是得过且过。
01：前段时间发生在山东的“合村并居”风波，似乎就很能说明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政策，几种解读，地方官员没有拿捏准中央的意图，再加上手法简单粗暴，最后就出问题了。
柯华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人的理解能力是有区别的，现在极少有人能够将从马克思到习近平的思想演变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理解，很多人认为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如果不从整体上和时代背景上理解，确实前后矛盾的命题很多。
逻辑学上有一个定理，即从矛盾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出任何结论。若是任由中共的理论建设朝这个趋势发展，就很麻烦了。
01：我们知道，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两次中国化，用官方的说法是，完成了两次飞跃。在你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到了第三次中国化的时候了？具体应该怎么展开？
大陆新左派的代表甘阳曾提出一个“新时代的通三统”的概念，强调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邓小平传统。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该怎么理解这三个“传统”？这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柯华庆：我先回答一下甘阳的“新时代的通三统”，这实际上只是表明了当前中国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而不是把这三个传统堆砌起来就好了。
社会主义文明是在封建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应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面向未来建构理论，而不能倒退。现在需要把古代的道德政治和近现代民主自由结合起来，构建现代道德政治哲学，也就是党导民主制理论。
习近平时代要实现的不是第三次中国化，而是世界化。我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曾完成一本《第三次变革》，书里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三个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十八大即将开启的新时代。自十八大开始，中国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时代，可我们的理论还停留在第二个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是“2.5版”，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也只是“2.5版”（五四宪法是1.0版，八二宪法是2.0版）。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到2.5版已经是很了不起，但从时代要求和理论建构来讲，还远远不够。中共需要提出“3.0版”的意识形态和宪法。
01：我在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不是一个量级，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没有从“道”的层面提出很多新东西。当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开头便拔地而起，予人很直观的感觉，后来的修补与装潢，反而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
但也因为这样，知识分子群体就会批评，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理论体系还够不上“习近平思想”的冠名，认为推崇得太快了。
柯华庆：习近平的思想非常有战略高度，只是当前的理论建构不足。我们需要从大历史和大时代来定位习近平时代的战略和意识形态。首先需要理清楚两组关系，一组是旧中国与新中国，一组是革命与建设。
先来看旧中国与新中国，表面上看起来相同，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但是旧中国是皇帝和知识贵族联合统治老百姓，通常称为封建专制社会，新中国是共产党与老百姓联合节制权贵和资本家。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民主社会。可能大家对袁世凯复辟认识比较清楚，实际上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权也是复辟。蒋介石政权是新封建社会的政权，只不过皇帝换成了国民党，国民党官僚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鱼肉百姓，是贵族党。可以说，1927年之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连旧民主主义革命都谈不上。为什么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在于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其次是革命与建设。孙中山和毛泽东大体上属于革命时代，孙中山是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属于0.5时代；毛泽东革命成功了，是1.0时代。毛泽东有点像秦始皇，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毛泽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
邓小平和习近平属于建设时代，考虑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成熟的阶段。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采取的是放任性的政策，改革就是学西方，开放就是放任，所以经济飞速发展，但到后期政治上乱象丛生，有点像西汉初期，邓小平理论有点像黄老之学。
习近平上台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回归社会主义政权，否则是很危险的，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很多人担心共产党会国民党化。
总体看，旧中国是秦皇汉武，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汉武帝时代就成熟了，从此延续两千多年。新中国是毛泽东、习近平，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奠基，习近平时代代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这一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有预见。习近平时代是当下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创造过程中。
01：我们其实也在以毛、习来划分。
柯华庆：对。为要理解习近平、他所代表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放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的角度。这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来看。
在国内层面，习近平基本构建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这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目标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一个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简单说就是“现代社会主义”，2014年上半年我就提出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社会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主义包含什么内容？我们将中共中央的几次全会梳理一下就很清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届二中全会的宪法修正案，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上定型了。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基本上确立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制度。核心问题就是要形成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架构。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为实现党领导一切重新进行改革提供宪法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条很多改革都是违宪的。
同时中共对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我在2015年建构党导立宪制理论时对此进行过解释。
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通过法治实现共同自由，所谓“共同自由”，本就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炼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宣示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这可以被看作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
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且更容易被人所接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坚持“美国优先”战略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可。二十一世纪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世界格局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既然无法回避，那么还不如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正视这个世界格局，才能行稳致远。
01：外界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冠名问题，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太长，也太繁琐。怎么冠名，才能兼顾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核心价值，兼顾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柯华庆：在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节点上明确提出“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是大历史和大时代的要求。尽管习近平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建构和提炼，但建党一百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节点上提升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是必要的。同时，高举“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旗帜，也是恰当的。
从大历史看，毛泽东习近平主义相当于秦皇汉武；从大时代看，“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接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昭示着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现实、从现实到成熟、从国际到国家，和从国家到国际。
习近平时代是与毛泽东时代相当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汉初期吸取秦始皇时期严刑峻法的教训后，采取放任的黄老之术。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毛泽东思想”，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相应称为“习近平思想”，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毛泽东主义，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就应该称为习近平主义。
“毛泽东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以外的全世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被西方学者称为“毛泽东主义”（Maoism，简称毛主义）。例如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便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当中将“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习近平思想，迟早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乃至被人奉为“主义”。因为习近平时代是有待继续创造的时代，现代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目前还仅仅是框架性的，习近平主义作为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尚有待进一步深化、扩展和凝练。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很多人自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仅仅是“高大上”的形式工程。事实不然。
按照学术常识，思想、理论、哲学是层层深化的——“思想”的层次最低，任何一个有些个性的人，都有思想；理论是成体系化的思想；哲学则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至于“主义”，则是一群人对某种理论或哲学的信仰，更具有意识形态性。
先说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提出的背景，就不会认为“毛泽东思想”仅仅是“高大上”。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1934年10月至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全部中断。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崛起。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但苏联和史达林（Joseph Stalin）对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思想是持异议的。毛泽东在1943年说他的思想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在他自己看来，还没有完全成熟，并未构成一个体系，言下之意是还不能称为“理论”。所以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战战兢兢的。
再看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变革，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还存在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当时中共没有能力从理论维度论证其所选择的是哪种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最优策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有埋头苦干，以实际成果说话，“不争论”，也没有能力争论，对于所有的批评，中国彼时完全不理会，仅仅用“中国特色”来响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办法。
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经过七十多年的探索，中共对其自身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充分自信，中华民族必然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已然到了需要总结和提炼的时候，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思想，需要上升为普遍性的哲学高度和主义高度。
习近平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国，却是面向世界的。我认为，这是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强调“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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