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七】吹哨或造谣 疫情下两岸舆论困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两千多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七篇。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自2019年12月在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病例后，全球疫情仍在扩散。然而，虽然有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经验，这些年还陆续出现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新型流感（H1N1）等流行疫情，为什么中国大陆此次还是无法对武汉肺炎做出有效的防堵与疫情控管？
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大陆官方一开始并未重视疫情的严重性。日前刚过世的武汉医师李文亮，是最初八位在网络上提出警告的大陆医护人员之一，然而专业人员的提醒未获重视，反而遭致无专业背景公安人员约谈的下场。待疫情发展如水银泻地般无法挽救，甚至失去了宝贵的人命后，官方才反过头来扭转这些“造谣者”的图腾，舆论也才将他们塑造成“吹哨者”形象。
同样的，在面对此次疫情蔓延的过程中，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许多“谣言”。像是网络上出现卫生纸将继口罩之后大缺货的讯息，引发部分民众疯狂抢购，传言源头后续也被调查单位约谈。然而，有些确诊病患的邻居或朋友，因在私人群组透露相关讯息，希望其他亲朋好友多加注意，却也被认为有造谣或破坏社会稳定之虞。
何为谣言？何为事实？
谁是吹哨者？谁又是造谣者？民众得到的“事实”信息，在防疫过程中却又是“谣言”？个中分寸该如何拿捏，如何才能一面缓和疫情，同时又能够不影响社会的稳定，是两岸执政者，乃至于各国官僚都须重视的课题。
事实上，李文亮医师与其他七位在武汉肺炎尚未造成大规模传播时，即率先上网提出警语，但得到的不是社会的重视，而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否认与公安的传唤。绝大多数大陆民众对此也都嗤之以鼻，野味照吃、照样不戴口罩“口无遮拦”地上街、照样开着“万家宴”，为什么？因为这是被官方认证过的“谣言”。
然而，当事情演变“疫”发不可收拾，加上李文亮自从染病甚至过世后，舆论与大陆官方态度又为之大转。更有甚者，有大陆民众借此要求“言论自由”。
其实，为了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又维持社会稳定，两岸都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台湾《传染病防治法》在2019年5月24日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凡“违法散布流行疫情谣言或不实讯息，且足以对公众或他人产生损害，罚金上限将从现行新台币50万元调高至300万元”；大陆《传染病防治法》也对“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数据”者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的初衷，都是不希望社会因可能的疫情发生动乱。
但是，若对于已确认或实际发生的病例个案，邻里、亲朋之间的“告知”与“提醒”，是否属于散布谣言？例如病患居住的小区已张贴出相关讯息，消毒车也已至周遭进行消毒工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传送讯息的网友们却被提醒有违法之虞，可能遭检举开罚因而纷纷收回讯息，究竟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散布谣言？特别是网络讯息传播快速，即便事后收回讯息或删文，早已挡不住讯息流传，官方又该如何因应？
不论是谁，没有人愿意染病，也不太可能有人想要故意传染给他者，更不用说一旦生病还可能招致异样眼光。过去SARS期间，就有病患被邻居排挤，最后被迫搬迁的案例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也是官方禁止大众对疫情讯息任意传播的考虑重点。但对于事实的了解与善意的提醒，分际该如何拿捏，的确极为困难。
言论自由vs.社会稳定
照理说，官方公布的讯息，应该是最准确、最无庸置疑的。不过，从SARS到武汉肺炎，当时官方的公信力往往被社会大众打了折扣。也因为对公信力存疑，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谣言”，甚至事实也被当作“谣言”混为一谈，某种程度上亦影响对疫情的防治。
看看两岸的差异，台湾自诩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对岸虽被外界视为专制威权之地，但其自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属于自身脉络的发展道路，其对社会舆论的掌控不若外界所预设的如此严格，而是在一定的框架之下，仍存在着畅所欲言的空间。
其实，就连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的美国，也不是放任所有的言论，只要有危害社会、破坏团结的疑虑，也会遭到禁止。例如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种族歧视言论，就会被绝大多数人挞伐，网站也会被封锁。这都代表言论自由不是所谓全然地、可以毫无节制地说想说的话，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中，“言论自由”存在着不同的界线。
亦即，这代表了当面对人命关天的疫情防控时，言论尺度同样需要因地制宜。但不论被称为集权或自由民主的国度，最基本的考虑都是希望能够在控制疫情的同时，又能不让社会大众受到纷杂无章的消息影响，也才能使社会在面对病毒的挑战时，常保稳定。
关键在于政府公信力
不过，这也绝不代表政府为了控制疫情或“维稳”，就可以无限打压“真话”表述的空间。回顾过去，当2002年底广东开始出现SARS患者时，大陆官方对媒体报道下达禁令，广东省官方也未向外界公开说明。迟至2003年2月初，有医护人员受感染后后，广东省才正式发布新闻通稿公布实情。
其间存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差，致使原本可以一步到位的防控工作因之复杂化。隔绝消息的传播，虽然让民众仍一如往昔照常生活，达到官方要求的社会稳定，但民众因此浑然不知周遭可能就存在致命的带原者。一旦疫情扩散开来，纸包不住火，社会的动荡就得花更多心力去平复。
也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当武汉肺炎疫情仍旧蔓延各地，规模与死亡人数超越SARS，加上李文亮病逝等消息刺激，使得大陆舆论对官方起初不在乎疫情与隐瞒的态度，增添更多的不满。即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于今年1月20日习近平下达指令后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唯有公开讯息，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恐慌”、“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公众的愤怒与质疑仍难轻易抹灭。
台湾迄今虽然将疫情控制得宜，，但仍出现诸如“口罩不够用了”、“卫生纸不够用”，或是“某医院有几例确诊”、“某小区开始大规模感染”等“谣言”。即便公权力很快驳斥相关说法，但从“口罩之乱”来看，原本政府说口罩货量充足，到中期限量购买，现在更只能透过实名制购买，“滚动式”政策让人不得不对政府说的话打上折扣，对政府公信力也打了问号。
控制疫情与减缓社会的不安，负责任的政府皆无法偏废。然而，官方或许应尽其所能告诉民众“正确”的信息，而非刻意隐匿，甚至当民众都已获知相关讯息的情况下仍欲阻绝。谣言传播会造成社会不安，但封锁与隔绝事实，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如何兼顾缓和疫情与安抚人心，是两岸官方面对类似状况时都该谨慎应对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