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二】大疫之下的中国“国家动员”

突如其来的疫情，两千多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二篇。

在国际医学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英国杂志《刺针》（The Lancet）2月17日刊登社论文章《2019年新冠肺炎挑战》，这一简短却态度鲜明的评论指出不负责任的谣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围并干扰医务人员的努力的，同时还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控制和消灭疫情以及应对谣言时所表现的积极姿态。《柳叶刀》说，“大量的病例正在测试中国的卫生系统。然而，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一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

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肺炎的人数仍然在上升，甚至每天都有上百人因之丧命。不过，这与湖北省1月中下旬新冠肺炎（NCP）病例大爆发时期相比已显得相当令人鼓舞。中国政府的努力正在看到成效。当然，这并不是要美化中国政府，掩盖整个官僚系统在新冠肺炎于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刚刚萌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以及在随后的应对阶段的无能、低效和颟顸昏聩。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当下的紧要关头，匆匆撤换了湖北省和疫情发源地武汉市的最高负责人蒋超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和马国强（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并“空降”和“外调”各种力量“帮助”湖北渡过难关，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必须要了解的是，这些下台的官员及其所暴露的问题并非湖北和武汉独有。人们追问，如果今天新冠肺炎不是肇端于湖北而是在其他省份，那些党政官员的处置和应对会截然不同吗？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警告，一场如此规模的瘟疫可能在发达国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和应急机制的完善而从容应对，但是瘟疫考验的正是那些医疗卫生条件并不完善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应对类似紧急公共危机会更加不容易。在医疗条件匮乏的背景下，整个国家机器可能会成为决定整场战争的关键，也会面临崩溃的压力。

从涉嫌迟报错过黄金时间，到对外释放错误信号麻痺民众，这都体现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国家整个官僚体系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不适应。历史地看，这或许是中国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王朝后便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从来都不缺乏自上而下的权力指令，但地方对中央的反馈机制从未充分体现。这种基于权力的指令与反馈塑造了中国特有的中央权威和地方官僚体系，若脱离实际，灾难会成为大概率事件，直到中央直接介入。

但是，这一集权体制也正如《刺针》所言，在关键时刻展示了它的优势，显示出它的两面性。事实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体制甚至专制体制尽管脆弱、容易被误导，但是它是中国历代王朝强化中央权威、摆脱地方割据尾大不掉，乃至进行重大公共工程和应对集体危机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在“战时状态”下。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生存和发展危机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口、资源、财富等体量，因“虚胖”而挨打，中国已经在近现代史上提供了最真实的历史教材。相反在缺乏中央集权权威的时代，不要说应对一场波及数省的洪涝灾难，即便是各自为政的生存和安宁都是困难的。

在当下这场谁都无法置身之外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很难想象一个松散的体制能够统一步调地应对危机。

第一，尽管中国整个官僚体制庞大复杂，甚至存在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与上下层级的博弈也一直存在，但是毫无疑问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和“政治挂帅”的价值下，政策执行力罕有其匹，尤其是在非常时期。

一些声音称，人类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从来没有进行过一场如此规模的组织和动员，可以同时让14亿人几乎处于一种时间暂停的状态下，按照既定的步骤逐一按照统一标准辨别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即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后按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应收尽收，不落漏网之鱼”，采取统一的步骤进行大规模的排查。这是一项惊人的系统工程。很难想象随着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的一声令下，当地政府通过各种网格化小区管理和充实后的力量，不计任何成本地在3天时间内，完成了具体到武汉900多万现有居民每个人的排查、甄别和分类收治，纳入到全国性的联防联控体制中。

第二，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中央依靠自身权威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为了整体利益强制和动员其他地方力量“舍小我保大家”主动贡献力量应对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卫健委统筹动员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持湖北省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林区），千人医疗队一支支开赴湖北。

事实上，“对口支持”是中共乃至中国历代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自中共建政后，中国曾经在支持边疆建设、“上山下乡”中采取过这种动作，至1979年中央52号文件首次定型为国家政策。自此之后，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中央在多轮援藏、援疆工作中大规模运用对口支持，除了国家政策倾斜，各省区还提供官员交流、支教、支农、支医以及资金和项目、技术全领域支持。此外，三峡移民工程、汶川震后复建等“国家计划”中，对口支持这一形式也一再出现。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事实上它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负担，的确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集合力量有效地应对影响全局的局部危机和薄弱地带。当然，这一切都基于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是在中央集权下地方从属中央、服务于国家目标的体现。

第三，中共还直接掌控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党指挥一切”意味着对最具有纪律性的军队、外围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群团组织、国家企业、公有制医院甚至还包括宣传机器，当然分布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系统的9,000多万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党员（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基层党组织中），都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这可以保证中央决策层的最高意志，可以无远弗届地准确传达到每个社会细胞，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甚至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吹这项体制的完美，恰恰相反，正如上文所说，它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各种缺陷，比如局部的脆弱性、重复低效。同时，这也并不是否认西方体制和社会动员模型的能量，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纪实作品《光荣与梦想》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二战的炮声隆隆响起时，时任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功游说获得国会的支持后，同样让美国每天都有战舰、大炮源源不断走出军火工厂，激发了无数美国人的参战热情……所以，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和静止不变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也是如此。